第二章 放旷不羁（第4/22页）

一个厌世者的孤独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阮籍的邻居是个美妇，开了个酒肆，阮籍时常拉着竹林七贤中最小的王戎去那儿喝酒，每每大醉，倒眠在妇人身旁。其夫初疑阮籍有所不轨，但观察多日，见其并无他意。

后人评此事，多讲阮籍坐怀不乱。

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宗白华先生说，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

阮籍醉卧美妇的大腿边而无他意，除说明阮籍的人格伟力外，想是更多地道出魏晋名士对美的超脱感。那香艳的身躯在阮籍看来是美的，但不是来自感官下的肉欲美，而是来自生命本身的美。

又，阮籍的嫂子回娘家，籍与之告别，有人讥讽，籍冷笑：“儒家之礼岂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置的？！”

好一个公然的反问！

这种对传统礼教的反叛和颠覆，对率真诚挚情怀的向往与追逐，千年后仍震烁着人们的内心。

阮籍是当时最出色的诗人，但后人谈起他时，更青睐于他惊世骇俗、鄙视儒家礼法的快意故事。他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魏晋名士的特点在他身上基本上都能找到：好老庄，谈玄学，不屑于儒家礼法，好酒能琴又能啸，放达不羁，且有深情。此外，还有士林可以接受的保身之道。

竹林领袖阮籍，字嗣宗，是“建安七子”阮瑀之子，河南陈留尉氏（今河南陈留）人，生活在曹魏末年。《晋书·阮籍传》：“籍容貌瓌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史上说阮籍有济世之才，但由于时局多乱，不得不把自己埋得很深。

阮籍之父阮瑀深得曹操欣赏，但阮籍却一连两次辞去曹家给的官，没因父亲的关系而跟曹家走得更近。当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歼灭诸曹及其党羽后，时人皆称阮籍有预见力。司马懿慕其才，这一回阮籍没拒绝。或者说，对司马氏，他本来就不太反感。随后，阮籍在司马师幕府中做事，曾为散骑常侍，又为东平太守。

司马师死后，阮籍又被司马昭引入幕府，颇受礼遇。

这样说吧，同样一件事，别人做司马昭会发火；但阮籍做呢，一点事儿也没有。

司马昭属于那种既聪明又有铁腕的人。标榜以名教和孝治天下的他，之所以一再纵容与袒护阮籍违反礼教的行为，除了显示自己的政权对名士的态度外，还有一点：他是真的喜欢阮籍。

司马大将军和阮籍在心灵上有一种默契（这也是后世很多人指责阮籍的原因）。

阮籍在司马昭的幕府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有那么一年，他得知步兵校尉府中有好酒，便求其职，司马昭欣然应允。

后人推测阮籍求步兵校尉的举动是为避开司马氏的猜疑。理由是，这个职务既离皇帝远，又没实际军权。

其实，这完全是替古人操心了。为什么阮籍就不可以仅仅因为那里有好酒而去做步兵校尉呢？后人总是把当时的事想得很复杂。

魏晋易代时政治环境有点危险，但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

何况，他面对的司马昭是如此欣赏他。对此，阮籍的态度是：在政治上，不以司马家为对手，但也不主动参与司马家的事，与之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后世有人推测阮籍太狡猾，一度担心司马家被曹家逆转后惹祸上身，所以也不愿意被大家认为他是司马昭的人），以致在昏醉中婉拒了司马昭求亲，最后使得这位大将军有这样的印象：“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正因如此，即使阮籍放浪形骸，经常做出一些违背儒家礼法的事，最终也能为司马昭所容忍。比如在其局上，昭居中，幕僚大臣分坐左右，一个个都神姿严正，只有阮籍劈着腿，啸歌酣饮，旁若无人，所谓“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有一年，阮籍母亲去世。在司马昭的局上，阮籍照样吃肉，一样饮酒。大臣何曾在座，站起身，对司马昭说：“明公以孝治天下，而现在，阮籍丧母，却违背礼教，饮酒食肉。这样的人，应流放到遥远的地方，以正风气。”

司马昭低头想了想，抬头说：“嗣宗因母丧，致精神委顿如此，你不能与他分忧，这是为什么？况且，有疾在身而饮酒食肉，原本也是符合相关礼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