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搞经济改革一定要精打细算（第2/6页）

应该说，雍正的政令还是执行得不错的，但对于雍正这样的人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由于他以前深入官场一线，了解官员们的所思所想，他知道一些官员依然在敷衍自己，所以采取严猛的手段进行全国清查。

在清查的时候，雍正非常严厉，但是结案的时候，相对宽松，这是一种统治策略，让官员存着感恩的心理。

雍正的严猛手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清查工作进行了三年，各省清偿了一部分亏空，有的省做得更加彻底。譬如直隶总督李维钧在二年八月报告，说该省亏空四十一万两，到本年六月已经偿还了二十万两，剩下的二十一万两明年保证还清。

河南的情况也很不错，雍正二年，田文镜担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就升任为巡抚。田文镜深受雍正信任，他到任后，立即清查亏空，田文镜执法甚严，对贪污官员毫不容情。田文镜在任不到两年就弹劾了二十二人，补清了亏空。

对于田文镜雷厉风行的作风，雍正很欣赏，雍正说：“田文镜参劾的官员最多，鄂尔泰风格则完全不同，从来不轻易弹劾人，但两人都有自己的绝招。”田文镜因为工作出色，雍正将他捧为模范督抚。

雍正四年，大规模清查江西的钱粮亏空，江西各地亏空甚多，但是巡抚却偏私，清查不力。雍正让巡抚留在任上，派人去调查，随后换上新任的巡抚伊都立，但伊都立“为人软弱，好沽虚名”，无法完成清查重任。雍正遂又让吏部侍郎迈柱亲自到江西清查，迈柱到了以后，遭到了江西按察使积善的反对。雍正却高度赞扬迈柱，说他到任以后，为了国计民生，不避嫌怨，是个好官。

雍正五年，福建布政司沈廷奏报仓谷亏空，雍正对福建巡抚毛文铨很生气，认为他故意欺瞒，派广东巡抚杨文乾和许容为钦差大臣，前往福建调查。杨文乾和许容带来上谕：“清查即将进行，可能有赃官为了掩人耳目借富民的粮食暂充府库，如果有人借的话，借出的立即成为官家财产，发现后也不归还，希望大家好自为之。”

在清朝的法令中，挪移公款的处罚较轻，而贪污受贿的处罚则较重。所以，许多官员被查出有贪污情节时，往往巧施手腕，将贪污的赃款报成是挪移，以此避重就轻。雍正对这些官员的所作所为和心理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明确说道：“借挪移之名，掩盖贪污之实，想以此逃脱重罚。那朕就跟你们来个将计就计。”

结果，雍正铁手一挥，挪移的罪比贪污的罪反而更重。由此可见，雍正做事不拘泥于教条，注重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大家知道，古代主要是以银子和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和铜钱在保存、熔铸、运输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损耗，所以在征收时有一定的附加税。这个附加税又称为耗羡或者火耗，这个附加税通常由地方征收，被纳入地方财政，算是地方上的一个额外收入。

由于耗羡的数目没标准，所以主动权就掌握在地方官的手中，他们往往随心所欲地征收，借此增加百姓的负担。雍正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刚即位的时候，雍正就说了：“现在钱粮火耗越来越重了，重到每两增加四五钱银子，如此剥削民脂民膏，国法何在？”

在康熙朝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耗羡归公，但是康熙没有采纳，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可能跟康熙的宽仁性格有关，他不想得罪普天下的官吏。雍正元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再次提出这个建议，杨宗仁说：“地方上的公款消费，都是从小民那里勒索过来的。不如让各州县在原来的耗羡银里面节省出两成，交给布政司库房，充作公费之资，此外禁止派增其他税收。”

雍正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同年，山西耗羡问题严重，雍正要求山西的耗羡银全部归公，一部分抵偿该省的亏空，一部分用作官员的养廉银。

雍正二年年初，河南巡抚石文焯奏称：“河南省有耗羡银四十万两，除了公款支出和官员的养廉银，还剩下十五万两，这十五万两可以用来弥补亏空。”

山西和河南两省率先拉开耗羡改革的序幕。雍正觉得时机到了，就让朝臣议论这项改革。大多数官员并不赞成，他们提出了一些看似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比如，有人认为耗羡是各州县应得之物，跟上面没关系；还有一种说法是把以前不是正税的火耗当成是正税收入，让人感觉是增加赋税；更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认为，如果公开征收火耗等于是让火耗这种私征形式合法，简直就是鼓励官员贪婪。

官员们的说法貌似有道理，其实背后有利益链条，所以他们反对这项改革。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却对雍正的改革表示支持，他说这样做不仅不是鼓励官员贪婪，而且可以避免官员征收苛捐杂税，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分出一部分充当养廉银，可以让百官感受到皇上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