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新要求（第3/3页）

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那是七十年代中国普遍的贫困化推动的，它为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在物质财富匮乏的年代，财富与幸福之间是画等号的，对物质的追求就是人们追求幸福的直接内容。为了增加物质供给量，所有的人都围着“钱”转，个人追求财富，企业追求利润，政府追求GDP。跟着钱的屁股后面转了三十年，人们忽然回过神来了，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吗？财富和幸福之间是画等号的吗？于是我们又把注意力的焦点转回到人自身上来，科学发展为什么强调“核心是以人为本”，正是与人们这种观念的转变相一致的。

第三个问题，非均衡发展的手段性是不是在异化？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分配，让很多人“磨洋工”，因而也极大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适当的贫富差距是我们需要的，因为它会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改革开放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的模式。

中国的非均衡发展包括两条：一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大局”思想。但是大家要知道，邓小平第一个大局是为第二个大局服务的，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850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实现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宏伟目标，但是事实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得如此之快、富裕的程度如此之高，让人们一时难以接受。而且人们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们的道路并不是按照预想的那样“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是难以扼制地按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路子走下去。新世纪以来，这种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影响和带动作用，逐渐被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被剥夺感和不安全感冲击。也就是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刺激作用不断减弱，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突然大量增多的富豪的被杀、被劫持等刑事案件851实实在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因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产生出来的“仇富”心理，也不断地碰触人们敏感的神经。社会仇富心理增加了“富人”的不安全感。

二十一世纪之后，安全门、防盗门、小区保安，以及各种安保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四川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在李海仓事件之后开始聘请“几名有经验的退役军人”作为贴身保镖，四川省公安厅还特别为他开设24小时的保安热线，保护他的人身安全。重庆警方“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852。如果觉得保护还不安全，那就只有移民了。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海外，47%正在考虑移民。”853不知是不是危言耸听。

但是无论是哪一条，都不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所愿意看到的。

然而仇富心理不仅仅是针对富人的，同时也是针对社会的。2010年三四月份的校园伤害案件，四十天内发生五起，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五起事件都是因为社会不公造成的，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因为此，温家宝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854除此以外，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当代中国“风险挑战前所未有”855的重要原因之一。

“缺什么补什么”，新世纪新阶段，我们为什么强调和谐？我们为什么强调统筹？正是建立在对这种现实挑战考量基础之上的。新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必须妥善地处理好贫富差距问题，统筹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这不是长远目标，不是理想状态，而是时代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