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运动（第3/4页）

此时，根据最近朝廷下达的命令，电报局已经停止拍发任何与铁路相关的电报，股东会就强烈要求列席会议的商业厅厅长（劝业道）胡嗣芬、公安厅厅长（巡警道）徐樾，请他们转呈赵尔丰代发，并且表示全体代表将在会场上集体静坐，等待赵尔丰回音。

两位被弄懵了的官员赶紧前往总督府请示汇报，没想到赵尔丰痛快地答应了。两位官员通过电话向股东会作了通报。于是，又一个极具仪式感的场景出现了：在主持人的指挥下，“会众一起起立，对赵督表示谢意，然后散会”。

次日清晨6点，赵尔丰将此前一直负责与川路公司沟通的原劝业道、现提法司周善培请去，给他看了电报，说：“我已预备发了，幕府里却说发不得。”

周善培说：“论道理，是该代发；论事势，发了之后，部里不免怀疑大帅太站在川人一面，以后大帅再说话就有点为难了。幕府说发不得也是有理由，大帅想怎么办呢？”

赵尔丰是想请周善培拜访下谘议局议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蒲殿俊，代为解释一下他的苦衷。周善培无奈，只好赶到蒲家。蒲殿俊还高卧未起，听了之后，很生气地指责赵尔丰：“他对会众要面子，答应代发；现在不肯代发，却给我穿小鞋。当众答应的事，还是请他当众去反悔。”

周善培赶紧劝：“你们不要他替你们对政府做个桥梁，也可强迫他代发出去；如果要这桥梁，就得把他的身子让开。”最后，两人花了一个多小时，删除了一些内容，赵尔丰也就同意代发。

但是，保路派们并未就此罢休。8月9日，股东会又是一致怒斥卖国贼盛宣怀、端方，“藉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仍决议请赵尔丰代奏。与会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反对，认为请赵尔丰代奏弹劾盛宣怀，会令赵难堪。没想到，罗纶本人立即成为股东们的攻击对象，“谓罗纶如萎缩不前，当以激烈手段对付也”。罗纶无奈，只好去求赵尔丰，没料到赵尔丰又痛快答应了。此时，赵尔丰已经基本按照王人文的路数在走，只要保路运动不影响四川稳定，他就不会采取对抗措施，这背后除了他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外，还多少有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当年在藏边英气勃勃的“赵将军”，此时已经完全蜕化为一个只求平安降落的老干部。

地方大员的不作为，令川路与朝廷的对抗不断升级：

成都，十字路口，似乎看不到风雨欲来的迹象（摄于1910年）。

8月12日，股东会通过决议，要求川路继续商办。这等于彻底否决了朝廷的国策，朝廷所定的“买断”或“合股”两个办法，一个也没被接受。

白帕缠头的川民和鸡公车（1910年）。保路运动成为一场庶民的狂欢。

8月18日，同志会例会上开始组建纠察队，要对付风闻中的砸场者，以牙还牙。砸场者没有出现，同志会却开始设立保卫部门。就在这次会上，同志们决定集体欢送王人文，“欢声雷动，皆谓以我保路同志会送‘国之爱国者’，非以四川绅士送川省大官也”。同时还决议将同志会名单送一份给端方，他如要抓人就全抓，“有一人不到者，非四川爱国血男子”。会场上“有痛哭陈词者，捶胸顿足慷慨请死者”，一片混乱。

盛宣怀的幕僚周祖佑在近距离观察后，认为保路运动就是由邓孝可等一帮“劣绅”煽动、“学界中无知年少者随声附和”的盲动。他进行了深入调查，认为“正绅”和一般的百姓都为取消了租股的仁政而高兴，根本不可能去掺和。保路同志会号称人数有好几万，但都是虚张声势，每次开会时，同志会要求一切来宾包括随行的轿夫等都必须签名，然后当做会员统计进去。“更可恨者，川省向有哥老会匪，党羽甚众，历经大吏惩治，近年多已敛迹。乃因此次各州县协会一开，一般会匪死灰复燃，争赴协会书名。现假协议名目，煽惑滋事，其祸尚小，诚恐将来愈聚愈多众，贻患滋大，实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应该说，周祖佑的观察并不偏差，保路运动后来果然被会党所操纵，而成为政治工具。

英雄典型

而在同志会的宣传中也逐渐开始出现了血腥味。同志会的赴京代表刘声元从北京写公开信给股东们，明确希望大家学习同志会的“烈士”郭树青不惜以死相争，而不能学习湖北张伯勋（就是向杨度发出追杀令的那位）半途而废。

这郭树青就是川路公司及保路同志会精心制造出来的一个英雄典型。同志会的机关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曾先后给出了有关他死亡的三种不同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