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抉择（第6/8页）

白纸黑字，历数了朱由崧的七宗罪：“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史可法还补充说：“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

史可法的论断不无道理，福王朱由崧确实是有案底的。李自成攻陷洛阳的时候，他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爹朱常洵让人给煮了。南逃的路上，他还是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妈走散，下落不明。这么没品行的人，做什么皇帝？

史、马两人密议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终的胜出者既非“亲而不贤”的福王，也非“贤而不亲”的潞王，而是“既亲又贤”的桂王朱常瀛。为了照顾东林党人的情绪，史、马提议由潞王统制兵马。

两位大佬，难为你们了，竟然能把稀泥和到这种程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史可法在南明最关键的时刻，走出的第一步堪比国足的臭棋！就当时的形势来看，“爆冷门”的桂王有两大严重弊端：

其一，桂王是崇祯皇帝的叔叔，伦理上还是属于“舍亲立疏”、“侄终叔及”。

其二，福王、潞王此时身在淮安，距离南京不过两三天路程；桂王远在广西，快马加鞭赶来上任也得一两个月。

不过，史可法公布“选嗣”结果之后，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南京官绅倒是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当初提议潞王也就是随手一指，只要不选福王，让自己不会被“反攻倒算”，爱选谁选谁！

东林党人积极筹划着，准备从广西迎接桂王登基。南京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给史可法造成了一个错觉：皆大欢喜，大局已定！

此时的史可法又犯了一个绝对不能犯的错误——忽略了拥兵自重的武官。他一心希望以“和稀泥”的方式平衡各派势力，避免政治动荡，偏偏将实力不可小觑的武官撂在一边。

当然，这种做法源于历史的惯性。除了能够镇住武官的朱元璋、朱棣以外，明朝历来都是重文轻武，以文制武，谨防武官拥兵自重，犯上作乱。因此，朝堂上的斗争，文臣甚至太监可以掐得你死我活，但什么时候也轮不到武官说话。

史可法认为，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但今天的境况，已经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大敌当前、宗社倾颓，武官就是“保国”、“复国”的希望，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希望“重新洗牌”，一举改变几百年来遭文官压制的局面。

由于史可法决策失误，一场文臣、武将之间足以翻天覆地的政治风波正在酝酿。这场风波，将直接注定即将诞生的南京政权陷入绝境。

定策之功

正当南京“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桂王登基时，早年曾追随老福王朱常洵的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开始在武将之间密谋串联，组织军队方面的“挺福俱乐部”，意图凭借武力，强行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

实力派们一向垂涎于拥戴新主的“定策之功”，从而提高政治地位，夺取朝廷上的话语权。因此卢九德的动议，得到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大总兵的积极响应。不久，另一个总兵——也就是抗命南下的刘泽清，见风向不对，也从东林党“倒福”的阵营中倒戈，加入“挺福俱乐部”。

福王无端落选，武官们有现成的借口；桂王远在蛮荒，武官们又有足够的时间。这两大先天优势，都是优柔寡断的史可法亲手奉上的。

四大总兵纷纷“倒戈”，最先感到郁闷的不是史可法，而是凤阳总督马士英，因为这四个总兵名义上都是归他节制的。一旦部下大功告成，马士英必然先被架空，再被淘汰，最后回家种地。

关键时刻，善于投机的马士英又发现了绝佳的机会：“挺福俱乐部”里有太监、有武将，偏偏缺少文臣，搞政治斗争，没有文臣是绝对不行的！

马士英决定亲自补上这个缺！

史可法在浦口密谈时交出来的“七宗罪”，转眼成了马士英递给“挺福俱乐部”的“投名状”，并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提出了拥立福王的倡议。

马士英有足够的底气，让南京就范。他的背后是四大总兵的千军万马，手上还有东林党人、史可法“诋毁”福王的铁证。除此之外，中意于福王继统的诚意伯刘孔昭也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

刘孔昭是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的第十四代孙，根正苗红的“太子党”，负责长江防务。此人自恃功臣之后，虽然工作能力低下，但一贯飞扬跋扈，搬弄是非，属于迎头见树都要踢三脚的货色。有他的加盟，马士英稳操胜券！

事到如今，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史可法的“骑墙政策”宣告破产，只有听天由命了！

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高杰的武装护送下抵达南京，两天后暂就“监国”（代理皇帝）之位。当然，先任“监国”是群臣以“太子、皇子下落不明”为由“据理力争”的结果。除了诚意伯刘孔昭以外，得到了所有官绅的支持，也算是“挺福派”给“倒福派”一个台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