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第29/44页）
创办招商局是李鸿章规模巨大的洋务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起因于海运漕粮。大清帝国中期以后，由于京杭运河的淤塞，每年政府调拨的粮食开始部分改为海路运输，这是一笔营业额巨大的买卖。善于抓住时机赚取利润的盛宣怀刚到上海便与人合伙买了两艘海船参与运输，然后逐渐将规模扩大，最后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成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这就是在1949年以前依旧在运营的、在中国民族资本运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招商局轮船公司”。
招商局轮船公司是典型的“官商”企业，无论主持商业业务的盛宣怀还是公司的后台李鸿章，都是帝国级别很高的政府大员。招商局轮船公司一成立，立即成为外国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它有垄断的优势。帝国政府规定，政府的所有“官物”必须由这家公司承担运输。而那时的帝国政府仅每年从南方运往北方的漕米就有四百多万石，即使海运只承担其中一半的运量，每年的运费收入也在30万两白银以上。同时，由于中国乘客乘坐外国轮船经常受到洋人的侮辱，自招商局轮船公司开展客运业务后，中国乘客大都只买招商局的船票，这是洋人公司所无法左右的。英美合资的旗昌公司不服气，用降价的方式和盛宣怀斗，但是洋人没有考虑到，招商局轮船公司不但每年从运输政府物资中能够获得固定的收入，而且当时的两江总督还划拨了100万两银子给盛宣怀当做“官本”，结果盛宣怀的公司不但没被挤垮，反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把旗昌公司的轮船甚至连同旗昌公司所拥有的仓库码头全部买下来。
盛宣怀一生创办的第二大实业是中国的电报业。电报这项当时还属于“高科技”范畴的营业，于光绪六年由洋人牵头开始在中国的上海起步。电报刚一在帝国的生活中出现便遭到了北方官员的严厉抵制。工部的一个官员为此特给朝廷呈递了一封奏折，认为电报的铺设断绝了“地脉”，以至最终要动摇中国人“尊君亲上”的道德传统。说严重一点就是电报线一铺，忠臣就出不来了，国家也就危险了——乍听起来这个官员的推断实在有些离奇，但其观点和1900年义和团农民们的观点如出一辙。此奏折值得节录：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本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即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邱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光绪元年九月，工部给事中陈彝奏折。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台）苏同炳著，百花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830～831页。）
同样是帝国的官员，南方的盛宣怀们可不管什么“地脉”不“地脉”，他们只看中了这玩意儿肯定能赚大把的银子。还是李鸿章支持了他。李鸿章的支持方式带有帝国重臣大员的蛮横：当洋人们要求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李鸿章以中国为一大古国存有深厚古风为由坚决不许，他不允许从香港铺设而来的海底电报电缆在帝国的海岸上上岸，洋人们只有把电缆盘在船上在海边痛苦地徘徊。等帝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在无奈之下瓦解的时候，李鸿章不失时机地首先从大沽口炮台铺设了一条通向天津城的电报电缆线，这是中华帝国的第一根电报电缆线，李鸿章的理由是：为了军事指挥上的便利。作为帝国出访过工业革命后的欧洲的军政大员，李鸿章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价值和民用价值，于是决定开设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这个依旧由盛宣怀主持业务的公司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商”，它的全部投入资金都是由帝国政府出的银子，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盛宣怀在上海电报局督办的位置上一坐长达22年之久，电报局的营业额以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长，其攫取的利润可想而知。
帝国“官商”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包揽官方的买卖。比如帝国海军要向外国造船厂订购兵舰，这样的巨额业务只有盛宣怀有路子拿到手，而每笔这样的业务所得回扣是惊人的。帝国政府为组建北洋海军上就动用了数千万两银子，估计其中流失的回扣并不会比买一艘军舰的银子少。而当盛宣怀把洋人的客运业务挤垮了之后，独家经营的招商局轮船公司的客票价钱便贵得吓人了：从汉口乘招商局的轮船到上海，一张客票白银75两，当时帝国的白银还很值钱，一两银子约合30美元，那么这张船票就值2200美元，即使按照100年后的标准也足可以买张飞机票飞到美国去了。同时，电报局在“官督商办”名目下吸收了大量民间的商业股份，然后这些资金被投入到同样是由帝国官方垄断的铁路等项目的开发中去，盛宣怀在其中所得的收益之巨大几乎无法确切地计算。有了钱就可以大量地再投资，同时可以大量地贿赂的官员，以至财源滚滚，官运亨通，“又得银子，又红顶子”。盛宣怀的官越当越大，钱越赚越多，成为大清帝国的历史上最大的“大款”。有人粗略地计算过，不包括他家人妻妾的财产，仅仅是他个人拥有的股份、证券、房产和私人商号，就价值两千多万两白银，而当时帝国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才为八千多万两，盛宣怀真可谓富可敌国了。他的义父李鸿章自然也就是帝国最富有的大员了——虽然他的财产才不过一千多万两，而且其中还包括盛宣怀大量“孝敬”的。李鸿章的发财致富与帝国商品经济的初期发展和帝国皇权专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1900年，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南方官员联合抗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李鸿章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南方发生动乱，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要乱了自己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