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激烈的较量（第2/3页）

相比之下，处密部落似乎幸运得多，他们眼见唐军追着处月部落去了，心里大呼侥幸。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翻过遏索山（天山支脉），狼狈不堪地回到驻地不久，郭孝恪的唐军居然又打过来了。

处密人彻底傻了——这唐军到底是插了翅膀还是会分身术，怎么能两头一块打呢？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唐军的刀已经架到了他们的脖子上。

结果，处密的下场比处月更为不堪——处月只不过丢了王城，处密的部众则大多数投降了唐军。

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

这样的结局真是令咄陆可汗大跌眼镜，同时也让他惊愕不已。

他终于意识到——这个安西都护郭孝恪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一连两次败北之后，咄陆可汗再也不敢与唐军交锋了，转而向西攻击康居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途经米国（今撒马尔罕东南朱马巴扎尔）的时候，又顺便将其攻破，掳获了大量战利品。

咄陆可汗打仗很有一套，可他这个人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吝啬。

对于普通人来说，吝啬也许算不上什么毛病。对于一个土老财来讲，吝啬兴许还是一种优点。但是，对于一个政治领袖而言，吝啬就是一种致命的缺陷了。

咄陆可汗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全部据为己有，一毫也没有分赏给部下。将领们大为不满，其中有一个将领企图强行夺取，结果被咄陆可汗一刀砍了。这个杀鸡儆猴的举动顿时引起了部众的公愤，大伙忍无可忍，索性起兵造反。咄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逃奔白水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随后，咄陆可汗的旧部阿史那屋利等人遣使入唐，请求废黜咄陆，改立可汗。

这对唐朝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唐太宗李世民随即下诏，册封莫贺咄的儿子为新可汗，称为乙毗射匮可汗。新可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连忙将以前被咄陆扣押的唐朝使节全部送回了长安。

唐朝在西突厥重新扶持了一个亲唐政权后，西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然而，这样的安宁终究是短暂而脆弱的。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说白了就是一块是非之地、一块四战之地。

除非西突厥彻底灭亡，否则它与唐朝在西域的较量就不会停止。

短短两年后，新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次战事发生在焉耆——就是当初因修路事件被高昌多次暴打的那个小国。

焉耆原本一直亲附唐朝，可西突厥为了拉拢它，就搞了一次和亲，让重臣阿史那屈利的弟弟娶了焉耆的公主。如此一来，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自然感觉西突厥更为可亲、更可依赖，于是转而投向突厥人的怀抱，对唐朝的朝贡从此就有一搭没一搭，一回比一回少了。

安西都护郭孝恪马上就愤怒了。

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最好的教训就是——扁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部讨伐焉耆，生擒其国王龙突骑支。但是阿史那屈利不久便在焉耆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

此后的几年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暂时无暇顾及西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

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焉耆的西面，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一方面又“臣于西突厥”，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但“遣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是职贡颇阙”。（《旧唐书·龟兹传》）

龟兹之所以援助焉耆，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它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

对于龟兹的心态，李世民洞若观火。

贞观二十一年，龟兹老国王病卒，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新国王上台后，不但没有及时修复与唐朝的关系，而且又“渐失臣礼，侵渔邻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龟兹这么做，无疑是在自取灭亡。

李世民绝不允许任何藩国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他意识到征服龟兹、威慑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十二月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统帅，右骁卫大将军契毖何力为副统帅，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所部，集结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骑兵部队共计十余万人，联兵进讨龟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