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突厥，报五年之仇（第3/3页）

在当时，“国际社会”的首要代表当然就是唐朝。

要想当这个可汗，唐朝的态度很重要。

而让乙失夷男不敢想象的是，就在他大做可汗梦的时候，一个名叫乔师望的唐朝特使居然千里迢迢地给他送来了一道册封诏书。

千真万确！这道诏书是大唐天子李世民颁发的，不但册封他为“真珠毗伽可汗”，还赐给他象征着权力和威严的“鼓纛”（巨鼓和大旗）。乙失夷男激动万分，随即遣使到唐朝入贡，同时登上可汗之位，宣布成立薛延陀汗国，建立王庭于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下。

从此，薛延陀的势力空前壮大，“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落皆属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秋天，乙失夷男又派遣其弟统特勒入唐朝贡，李世民又赐以宝刀和宝鞭。唐朝与薛延陀的关系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很显然，李世民所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战略。他主动对乙失夷男进行册封，承认薛延陀独立，与其建立同盟关系，摆明了就是要让东突厥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面对如此不利的战略形势，颉利可汗大为惶恐，只好硬着头皮向唐朝称臣，并且要求迎娶唐朝公主，“请修婿礼”（《旧唐书·突厥传》）。

谁都知道，这种表面上的低姿态只不过是突厥人的权宜之计。一旦形势有所缓和，国力有所恢复，突厥人绝不会放弃对唐朝的侵略。

对此，大唐君臣自然心知肚明。

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瑾就上表力请朝廷出兵，并列举了东突厥必然灭亡的六大理由：“第一，颉利纵欲凶暴，诛杀贤良，亲近奸佞；第二，薛延陀等部族纷纷叛离；第三，突利小可汗、将军阿史那·社尔等人皆被颉利问罪而无处容身；第四，塞北连年遭遇霜冻，突厥人粮食缺乏；第五，颉利不信任突厥人，将大权交给外族胡人，而外族胡人反覆无常，如果大军压境，必生内变；第六，汉人因躲避战乱而流亡突厥的人数众多，如今突厥内乱，他们据险自保，若唐军出塞，其众必然纷起响应。”

张公瑾对形势的判断既全面又准确，可谓一针见血。

李世民意识到征服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八月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北伐统帅，负责组建远征军。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远征军集结完毕，各路将领多为当世名将。李世民命大军兵分六路：以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瑾为副总管，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世勣、右武卫将军丘行恭出通汉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幽州都督卫孝节出恒安道；灵州大都督薛万彻出畅武道；任城王李道宗出大同道。六路大军共计十余万人，皆受李靖节度，从各个方向大举进攻东突厥。其中，担任正面攻击的主力部队是李靖与李世勣的部队。

六路大军就像六支寒光闪闪的利剑同时刺向漠北。这一次，唐帝国倾尽精锐，志在必得。

东突厥注定在劫难逃……

十一月二十八日，任城王李道宗首战告捷，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击败东突厥的边境部队。

十二月二日，突利小可汗逃离东突厥汗国，抵达长安朝见大唐天子李世民。

李世民不无自豪地对侍臣说：“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叩首），庶几可雪前耻。”（《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同月下旬，东突厥的重要将领阿史那郁射也率部来降。

突利是东突厥的二号人物，阿史那郁射是颉利的心腹大将，他们的投诚意味着颉利己经众叛亲离，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东突厥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