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履薄冰的李世民（第3/4页）

太子大为不屑地瞥了秦王一眼，说：“当年，西汉的樊哙大言不惭，曾经在朝堂上说要率十万部众横扫匈奴，结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不到了，秦王今天的话何其相似也。”

李世民据理力争：“形势不同，战略不同。樊哙一个小人物何足道哉？我不出十年，必定漠北，绝无虚言！”（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果然没有虚言）。

秦王的这番豪言壮语有没有打动李渊呢？

我们只知道，最终的结果是，李渊确实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但是这个回心转意的过程，各种史料却记载不一。据《通鉴》记载，李渊听完后立刻大呼一声：“善！”而《册府元龟》甚至称李渊哈哈大笑，并称赞秦王乃“吾家千里驹”云云。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显然不太符合常理，李渊即使要改变主意也需要一个过程，或者说需要一个台阶下，不大可能当着大臣和儿子们的面轻易反悔，自打嘴巴。

相对而言，我们发现《旧唐书?太宗本纪》中的记载就合理得多——就在秦王慷慨陈词之后，“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也就是说，在当天的廷议上，李渊非但没有被李世民的豪言壮语打动，反而故意命他去勘察新都地点，直到李世民回朝，仍旧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一些实地考察中发现的现实问题，李渊才取消了迁都计划。

其实，李渊最终之所以放弃迁都，恐怕也并不是被李世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谏所说服，而是因为这个迁都之议本来就不是什么铁板钉钉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更像是对李世民“挟突厥以自重”的严厉警告：为了遏制你的锋芒，我连烧毁长安这种事都敢做，我还有什么不敢豁出去的？

而现在李渊反正已经做足了姿态，不管是威胁还是警告都已表露无遗，所以趁势就坡下驴也就很好理解了。更何况突厥二可汗的大军已经长驱南下，很快就要打到家门口了，即便他内心仍有迁都之念，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务之急是要先打退突厥大军。

所以，武德七年闰七月二十一日，李渊不得不再次起用这张独一无二的王牌，命李世民挂帅出征，迎战突厥。同时，李渊还特意安排齐王李元吉当副帅，用意很明显，就是防止秦王一人独大。

秦王李世民在危难之际重新走上战场，其中流砥柱的形象又一次无比高大地树立在世人面前，太子李建成自然又感到强烈的不安。他怂恿嫔妃们一起跟高祖吹风，说：“突厥虽然屡屡侵犯边境，可事实上得到贿赂就退兵了。秦王表面上打着一致对外、抵御外寇的旗号，其实还不是想总揽兵权，完成他夺嫡篡位的阴谋？”

李建成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私心的揣度，可也道出了一部分事实：在整个武德中后期，李世民在朝中受到太子、齐王、裴寂和后宫嫔妃们的联手打压，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他唯一可以凭恃的就是自己的军功。只有通过战争，他才能继续保持自己在朝野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

李世民再次出征了。

李渊在兰池（今陕西咸阳市东）为他和齐王把盏饯行。

这一年初秋的大风从北方席卷而来，在满目萧瑟的五陵原上奔走呼啸。李世民听见父皇李渊的一番勖勉之辞在呜咽的秋风中显得空洞而缥缈。他仰起脖颈把那杯饯行酒一饮而尽，一股难以言传的苦涩迅速从他的喉咙一直流到他的心里。

是从什么时候起，这杯盛满了壮志与豪情的饯行酒变得如此难以下咽？

是从什么时候起，奔赴沙场的激越与兴奋之情已经蒙上了一层莫名的沉重和焦虑？

李世民不知道。

他只知道很多日子以来，自己就像一个在深渊上走索的人，必须保持不断前行的惯性才能维持身体的平衡。他一刻也不能停下来，否则马上会从悬索上跌落。而不断前行的结果同样面临巨大的危险，因为这是一条由低到高的悬索，往前多走一步，安全系数就会降低一分。尽管李世民相信这条危险的高空之索最终必然通向一座风光无限的山峰，但是此时此刻，眼前只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黑雾。除此之外，就只有从四面八方凶猛袭来的冷雨和阴风。

还需要走多远？

没有人告诉他。

在这个初秋的早晨，让李世民感到忧虑的不是他在朝中的艰难处境，也不是茫然不可预知的政治前途，而是他即将面临的这场抗击突厥的战争。

李世民之所以感到忧虑，并不是由于对手的强大，而是由于军队的虚弱。

曾经骁勇善战的李唐军队已经今非昔比了。

当奉命出征的唐军将士，在兰池宫外的五陵原上完成集结，李世民稍事检阅之后，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暴露在他的面前——士兵们军容不整、士气低落，所装备的铠甲和武器也显得残破陈旧。谁都看得出来，一股浓厚的厌战情绪正在即将出征的这支军队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