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到西安去（第8/14页）

接下来，自然“美”先得安抚“英雄”，但最关键的还是考虑怎么把“英雄”给救出去。

相逢一笑

此时除宋氏兄妹代表的主和派外，第二股力量也早已进入了西安，而不管是主和派还是张学良、杨虎城本身，若没有这股力量的合作，西安事变仍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

宋美龄劝蒋介石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恩来。

在西安事变猝发时，陕北中央原先也是不知情的。证明消息确凿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反应是“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局外人很难想象国共之间的积怨，那是一种真正的血海深仇，十年征战和厮杀，使彼此在对方眼中早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即以分立两大阵营的黄埔学生而言，十年之前，他们曾是同窗，是朋友，可以彼此问候，然而十年之后，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互相拥抱的理由了。

当时的鄂豫皖是国共黄埔将领争斗的主战场。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黄埔一期）战死时年仅二十五岁。临死时，他对陈赓说，如果你能见到“蒋校长”，让他在黄埔校史上补一笔，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期的蔡申熙死于一期的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蒋介石，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够机灵，他熟知国民党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蒋介石的心理。果然，蒋介石听后大受触动，连眼圈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致，突然有人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学良、杨虎城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二十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国民党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国民党，以抵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苏联由于二·五计划和党内的肃反先后展开，希特勒的纳粹党夺权上台，并武装参与西班牙内战支持独裁者佛朗哥，战争的乌云开始在欧洲出现。另外由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行为，使得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日本重重矛盾，据此斯大林认识到万一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就不易了，而这对于苏联的在华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多次举行磋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西安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蒋介石一方，这个中间人的位置就让给了张学良、杨虎城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蒋介石不肯在政治条件上签字，张学良、杨虎城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蒋介石见面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