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战国风云（第5/9页）

刘文辉的两任上司都是大邑人，其中一位就是刘成勋，在此期间，他一路攀升，从营团长升到师旅长。可是川军中大邑籍贯的很多，又有谁不想升官受提拔，不会走老乡关系？这么多人里面，能凭“大邑系”混出头的，其实寥寥无几。

再说到“保定系”，最早扛“保定系”这个招牌且统领“保定系同盟军”的，其实是邓锡侯，但在刘文辉凭借保定二期的资历进入这个圈子后，邓锡侯很快就乖乖地退居次席，将盟主的位置让了出来。

刘文辉在学生时期就相当用功刻苦。有人曾捡到一本他在保定军校读书时所用的课本，那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论》在中国的最早译本），上面从头至尾，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眉批旁注。

刘文辉能研读到这个程度，殊为难得，他的政治和战略眼光亦可见一斑。

很多四川高层人物都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刘文辉后来也抽上了鸦片，但他能说戒就戒，毫不拖泥带水，说放下就放下了。

这样一个人，不管你把他放到“刘湘系”、“大邑系”还是“保定系”，都注定要脱颖而出。

不久之后，连刘湘也感觉到了危机。在巴蜀政坛，刘湘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个宽厚能容的“仁义之君”。

有一年夏天，他在重庆主持教育会议，发言时憧憬远景，说他统一四川后，一定先要发展土特产，像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都是当时的名特产），都要兴旺起来。

这些话本来没什么错，错的是他又跟着来了一句：“只要土特产能发展起来，就能致富，所以我们不靠科学也不要紧，闭关亦能自守。”

刘湘所说的“科学”，并不是单指科学技术，而是对外界事物的统称，他要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四川乃天府之国，这里应有尽有，经济搞好了不依赖外援也行，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也就是“闭关自守”。

台下坐着很多教育界人士，包括重庆大学的校长和分院院长。其中有个理学院的院长当即打断刘湘的讲话，起立发言：“我以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

身着西装的“刘督办”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仓皇而去。

刘湘讲话当然有不妥之处，可这院长也未免太尖酸无礼了些。只能说，那时候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有的是独立精神，敢跟高官显贵放炮并以此为荣的不在少数。

当然，反过来也得替刘湘说句公道话，他作为重庆实际的“土皇帝”，虽然被人中途哄下台去，导致脸面全失，但事后既未发火也未报复，这就不是一般人，也特别是那些平时吆五喝六，手上握根枪杆子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诸侯们所及不上的。

你换杨森来试试，“蛮干将军”有可能当场发作，桌子一拍，暴喝一声：“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讲话，否则滚出去！”

刘湘对自己的形象也曾自鸣得意，所谓得天下先要得人心嘛，这可是当年先主的取胜之道。

然而在刘文辉崛起之后，他就得意不起来了。

连刘湘都遭人起哄，可见诸侯们的发言水准，但刘文辉例外，他几乎就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刘文辉讲话，从不依靠秘书写稿，所有布局、段落、内容全系他一人构思，秘书至多不过执笔整理而已。他还有一个习惯，即不讲重复的内容，哪怕是同一主题，每讲一次，就要修改一次，加进其他素材和观点。有一个主题，据说他讲过十八次，这十八次的发言稿竟然完全不同。

你还别小瞧了演讲，西方政治家有哪个不是演说家？若不会演说，都迈不进政治这个门槛。

刘文辉出来讲话，就相当于一个政治家的即席演讲，往往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就算讲的时间长，听的人也丝毫不觉厌倦，与刘湘等人形成不小反差。

这还不光是口才，更关系到一个人的见识。

三国演义上说刘备“不甚好读书”，不知道皇叔是不是继承了家族血脉，在这一点上他跟其先祖刘邦倒十分相像——刘邦的文化底子也很薄，有一段时间还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干过把儒生的帽子当夜壶这样的惊人壮举。

刘备的对手曹操就不一样了。尽管三国演义中描述曹操的出场是“好游猎，喜歌舞”，官宦子弟的喜好一个不少，但他肯定是饱读诗书，要不然怎么可能写出《短歌行》那样的传世名篇？

读书跟不读书有没有差别？有差别，而且大了。

刘备的前半生，始终飘零无依，其麾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干猛将助阵，却仍屡战屡败，原因之一便只能归咎于他书读得太少，连“隆中对”这样的战略大方向都搞不清楚。相反，曹操能成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很大程度上就得归功于他的喜读书、善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