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2/17页）

在严密系统的制度形成之前，那种粗糙的萌芽状态，是必经的阶段。汉代的察举诸科，便是在此前各种荐举选官方法的基础之上，逐步演变而成的。在战国以来的某些选官思想和选官方式之中，我们能够找到其雏形或影子。

贤良方正等科要求被举者对策陈政，并根据其政见高下授以官职。这种以言取士的方法，可以追溯到战国的策士游说求官之风。战国号称“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士人经引荐而以献说进言得官，形成了时代的特色；而这些游说者，往往被称为“策士”。“策”有谋略之意。《礼记·仲尼燕居》注：“策，谋也。”贾谊有《治安策》。“策”即谋划政略。“策”又通“册”，即简册。蔡邕《独断》：“策者，简也。”《汉书》称董仲舒因察举而对“天人三策”，又记作“及仲舒对册”。《战国策》记载了大量策士献上的谋略及其与君主的对答，这暗示了这种对答常常是有记录的，载之于“策”上。汉代贤良入朝，君主设问而书于简策之上使之应对，称“策问”；贤良之应对则称“对策”。发展之中，这种方式就开始程序化、规范化了。汉代有“求言”性质之特科，还有“有道”、“敦朴有行义”、“明阴阳灾异”等等，皆贤良一科之变体。

汉代的另一些特科，如“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明经”、“明法”、“勇猛知兵法”、“能治河者”等等，举后也各有检验办法，但这种检验与贤良对策大为不同，它们不是为了“求言”，而是为了考察特种人才的专门技能。这在先秦亦有其事，如向君主荐使、荐将、荐相之类。赵惠文王“求人可使报秦者”，缪贤荐舍人蔺相如；燕太子丹“求为报秦王者”，鞠武为荐田光，田光又荐荆轲，亦此类也。

秀才与孝廉为岁举之科，可以说是察举制度最主要和最典型的形式。定期地贡上人才以供君主任用，在古代典籍中已有其说。如《礼记·射义》：

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

又《礼记·王制》：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

又《周礼·地官·乡大夫》：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

又《管子·小匡》记每年正月之朝，君主令乡长举“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举“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

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设问国家之患而不疚，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

“三选”，谓乡长、官长与君主三次选举考察。其事又见《国语·齐语》。上述诸侯与地方官定期举贤贡士之制，或有理想成分而不能全指为信史；但其所叙之制，与汉代秀孝察举确有相似之处。

尤异与廉吏二科，是根据功次吏能加以察举的。战国之时考课制度已有相当发展，《商君书》、《韩非子》、《战国策》等史籍之中，都有相关设想或记载。《尚书·尧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周礼·天官·大宰》：“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这都把考课与官员的黜陟诛赏联系起来。战国之考课或伴之以诛赏，未必皆加之以黜陟。如齐威王时，即墨大夫因政绩可观而得万家食邑之赏，阿大夫则因“田野不辟，民人贫穷”而被烹。但官僚政治之发展，必然会使功次年劳成为常规性的晋升标准。《周礼·天官·大宰》记“以八统诏王驭万民”，“八统”之中“五曰保庸”，“七曰达吏”，郑玄注曰：“保庸，安有功者”，“达吏，察举勤劳之小吏也”。孙诒让《周礼正义》释“达吏”：“小吏爵秩卑猥，有勤劳者，则亦察举之，俾通于上，故谓之达”，“盖周制，公孤上卿皆以世族为之，其大夫士以下，则多参用庶族，故小吏积劳，亦得驯至达官也”。战国时代随官僚政治之发展，“吏”之群体日益重要，吏员积功累劳而举至达官，这种制度处于迅速发展之中。

总之，先秦的“荐举”选官方法和思想，构成了汉代察举制度得以诞生的条件与前提。

二、儒生参政、“以德取人”与察举制之成立

汉代察举科目繁多，大都可以在此前的选官方法与思想中找到其渊源。但是，汉代察举制的成立，仍然不仅仅是那些方法与思想直线的、自然的发展结果。秦王朝以及西汉王朝初年的官僚组织，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结构而言都已颇为可观，但贤良对策与孝廉察举之制，直到文帝、武帝之时才初发其端，这不能只用制度的形成需要时间来加以解释。一种行政制度的形成需要量的积累，但质的变动却往往涉及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