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Useless Violence 无用的暴力（第6/7页）

有人提出，这些对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如但丁《神曲》中所描写的炼狱，是为了防止自我防御和积极抵抗核心的形成。但这种说法颇为可疑——集中营的党卫军是愚钝的禽兽，却不是狡猾的魔鬼。他们在成长中被灌输暴力的思想，暴力就流淌在他们的血管中。这些折磨，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最平常的事情。从他们的脸孔、他们的姿势、他们的语言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羞辱他人、让“敌人”痛苦，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并不会为此提出合理的理由，也没有任何长远的打算——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我并不是说他们是由错误材料制成的人，与我们不同（他们中也有虐待狂和心理变态，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很简单，他们在道德观完全颠倒的学校里接受多年的教育。为纳粹的极权政府服务的教育、宣传和信息媒体都毫无阻碍——它们享有无限的权力。而对于生长在多元政府下的任何人，这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些虐待性的劳动之外，工作有时也能成为一种保护。对于在集中营里仍能从事自己专业的那些人——裁缝、鞋匠、木匠、铁匠、泥瓦匠，他们重新从事自己习惯的工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渐恢复了他们做人的自尊。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工作也是一种保护——它是思想的一种锻炼、对死亡恐惧的一种逃避、每天生存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工作是人们每天必须关心的共同体验，即使令人痛苦或厌烦，它也能帮助人们不去担心那些更严重却更遥远的威胁。

我常常注意到一些狱友（有时甚至我自己）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做好工作”的雄心壮志如此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内心，从而迫使我们甚至要把敌人的工作“做好”，哪怕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自己的阵营有害，所以必须有意识地努力才能把工作做“坏”。对纳粹工作的暗中破坏，不仅意味着冒险，也意味着必须克服自身所具有的原始的抗拒心理。来自福萨诺（Fossano）的老泥瓦匠曾经救过我一命，而我在《活在奥斯维辛》和《缓刑时刻》两本书中都提到他的故事。他厌恶德国、厌恶德国人、厌恶他们的食物和语言，也厌恶他们的战争，但当他们要求他去建一道保护性的墙壁以防止航空炸弹的破坏时，他为他们建了一道笔直而坚固的墙——墙砖之间交错的位置恰到好处，灰泥的量符合规定要求，这不是对于德军命令的服从，而出于职业的尊严。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中描写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情节：书中的主人公伊凡，被无辜判处十年强制劳动，但他仍按照最高标准去建造一道墙，从而在工作中寻求满足。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建造了一道接近完美的笔直的墙：伊凡“有一个傻瓜般的习惯，而8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促使他改变习惯——他看重工作中的每件事情和每项任务，不会轻易让它们受到损害”。看过著名电影《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的人都会记得被日军俘虏的英国军官那可笑的工作热情，努力为日本人在桂河上建造一座壮观的木制大桥，而后却震惊地发现英国工兵正准备炸毁这座桥。所以，你们看，对“好好工作”的热爱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内心的美德。然而，这种“美德”能够让人为善，也能够让人作恶。因为这种“美德”，让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坚持工作；也让斯坦格尔，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最勤奋的纳粹走狗，恼怒地回答采访者的问题，“在我职权内所有工作，我都尽力把它们做到最好。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鲁道夫·豪斯，奥斯维辛的指挥官，在描述自己创造性的艰苦劳动（正是这些劳动让他发明了毒气室）的时候，也吹嘘同样的“美德”。

最后，作为愚蠢和典型暴力的一个极端事例，我想要说的是对人类尸体不道德的利用——以人类的尸体（一种无名的，并且不属于任何人的事物）为对象，通过任意专横的方式加以处理。对于纳粹在达豪（Dachau）、奥斯维辛、拉文斯布吕克，以及其他地点进行的医疗实验已经有过很多报道，而其中的一些责任人（并非都是医生，但常常临时充当医生的角色）也受到了惩罚（但不包括最重要并且罪行最大的约瑟夫·门格勒）。这些实验的范围从一直利用毫不知情的囚犯进行药物测试，到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用途的科学手段的折磨。比如在达豪集中营，根据希姆莱（Himmler）的命令，代表德国空军进行的人体实验。被选中的人，有时接受特别的护理，使他们恢复正常的生理指标，再被长时间浸泡在冷水中，或被放进模拟2万米（当时的飞机远远达不到这样的高度）高空气压的减压舱中，以了解人血在怎样的海拔高度才会开始沸腾——任何实验室都能以最小的代价，在不牺牲人命的情况下得到这个数值，甚至可以在一张普通的书桌上推导出来。对我来说，现在回忆这些令人憎恶的实验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现在正在讨论应该在多大的限度内允许痛苦的动物实验。这种缺乏明显目的、高度象征性的残忍，正因为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延伸到对死者遗体的凌辱——从远古开始，尸体就被所有的文明所尊敬、崇拜甚至敬畏。而在集中营里，死者遗体所遭受的对待是为了宣布这些不是人的遗体，而是不值得同情的畜生般的尸体，最好的用途就是用于工业生产。几十年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所展出的，从被送进毒气室的女人头上剃下的头发，成吨的头发杂乱地堆积在那里，仍能激起人们的恐惧和厌恶——时间慢慢地侵蚀它们，夺去它们的色彩，但它们仍然默默地向参观者控诉着纳粹的暴行。德国人来不及把它们送到目的地：许多德国纺织企业都购买这种独特的商品，用于生产被套和其他工业布料。那些应用这种材料的企业不可能不知道它的性质。这就像它的卖主，也就是集中营党卫军当局，不可能不从中获利一样，但践踏人性的动机高于获利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