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第6/30页）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提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人类的经验而得以丰富的，这个论点被绝大部分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接受。他们认为地点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可以被人类的经验加以丰富，赋予“精神内涵”，而这正是建筑的任务和目的。

挪威建筑师、建筑史和建筑理论学者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2000）认为，建筑的实质目的是探索及最终找寻到“精神内涵”，在地点上建造出符合个人需求的构造来。他呼吁建筑家应该通过建筑设计来强化建筑所在地点的自然属性，而不要消极等待和应付日常需求。他和其他一些理论家都认为，建筑的“精神内涵”只有通过建筑家的努力才能达到，这种过程，他们称为“地点创造”（place-making）过程，这里的地点，不再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纯客观的地点，而是通过建筑营造来实现“精神内涵”的地点。

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作品——挪威建筑师斯佛里·福恩（Sverre Fehn, 1924—2009）依山就势设计的挪威冰川博物馆（Morwegian Glacier Museum）。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维托里奥·格列戈蒂（Vittorio Gregotti, 1927— ）进一步提出：当在建筑地点放下第一块基石的时候，就改变了地点的意义，使之变成建筑，建筑如同现象学中提出的环境因素一样，是把差异、区别综合起来的活动，与语言一样，是把词汇组合起来的综合活动，词汇通过语音、语法、语意三大范畴的活动组成意义，而建筑也是通过对于功能、建构、类型和风格的综合处理而产生意义。建筑家的功能是要通过建筑来揭示环境和地点的内涵，来表达自然的实质意义，因此，建筑家和作家其实在活动的过程和性质上是类似的。

并不是所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都认同“精神内涵”的这个提法，比如墨西哥裔加拿大建筑史论学者阿尔贝托·佩雷兹·戈迈兹（Alberto Perez Gomez, 1949— ）就认为这是空泛的说法，特别是当具体到目前大都市复杂的交通系统和巨大的购物中心的时候，更加显得言之无物。因为对于城市来说，问题不是再建造更多的公路、商业中心，而是要重新开拓空地，给城市创造新的呼吸空间。他反对改造自然的看法，而主张顺应自然，代表着维护环境的一派理论。

（2）对抗理论

在研究地点因素的建筑理论家当中，有些人的主张比较具有对抗性，认为建筑家应该改造、干预自然，改造景观。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美国建筑师莱蒙德·阿伯拉罕（Raimund Johann Abraham, 1933—2010）。他在著作《否定与协调》（Neg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中提出：建筑师的任务是要攻克地点，改变自然地点的地形特征，表现建筑存在这一事实的根源，而设计则只是第二位的因素，其目的仅仅是协调由原动机造成的干预、冲突和否定性的结果而 已。这番理论具有很强烈的改造自然的特征，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建筑学中的对抗派理论。

这种理论特征，在海德格尔的“建筑·居住·思想”模式（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中，在安藤忠雄（Ando Tada, 1941— ）的建筑理论和实践中都有明确的体现。如安藤忠雄就曾经说：“无论设计什么样的建筑——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都创造了新的风景（landscape）。”这表明他对通过建筑改造自然景观的观点是基本认同的，他进一步提出，要把自然融入都市设计中。他在《走向建筑的新地平线》（Toward New Horizons in Architecture ）一文中提出：“人不但应该改造自然，也应该通过建筑、都市设计把自然引入人造的环境中。”这样，不是人为自然服务，而是自然为人服务，不是人造的环境去适应自然，而是自然要适应人的需求。对抗理论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综合点。

（3）批判性地域主义理论

后现代主义的另外一位理论家，英国建筑师、评论家肯尼斯·佛兰普顿结合现象学理论，提出了“批判性地域主义”理论（Critical Regionalism）。他认为传统建筑，特别是民俗建筑是针对特定地点而发展出来的建筑体系，具有功能、结构和形式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具体因素，如通风、采暖和保温、采光等方面，常有相当良好的因地制宜特点。因此，不能够简单地否定地方风格，因为地方风格是依据所在地点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情况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中有部分人重视民俗建筑就是出于这个理论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