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第13/30页）

社会动荡是1960年代的特点，战后婴儿潮一代步入青 年期，更使这种动荡充满能量。西方各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权势集团，反政府、反权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示威游行，特别是1968年、1969年前后席卷西方的大规模的反越南战争运动，更是直接催生“激进设计”的社会因素。二战以后，意大利劳工的工资水平一直低于周边其他西欧国家，因而当学生的反政府运动涌起时，工人组织也被刺激，从而产生了大规模的劳工运动。这股叛逆思潮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意大利的年轻设计师们，他们的设计成为社会思潮的直接反映。

在战后的恢复期中，意大利的城市得到恢复，产业得到振兴；中产阶级人口大幅度增加，消费能力越来越强；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青少年一代成为重要的新消费群体，开始表达他们的诉求。这些都刺激了消费产品的发展，并且出现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然而，虽然意大利的出口产品品种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但在高科技方面，却落后于同样是出口大国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因而，当时作为出口大国的意大利，主要依靠消费产品来维持竞争力，对产品的设计和更新换代的要求就更高了。针对这种情况，意大利企业界采取了一种新的应对方式——把产品设计和技术研发结合起来。他们认识到，要使意大利设计成为世界最杰出的设计，就要设法打破“产品危机”（the crisis of objects），因而对于产品设计非常重视。战后初期，一些富有才华却无事可做的建筑师说服一些开明的制造厂商——例如制酒业的金巴利（Campari）、橡胶制品企业皮瑞利（Pirelli）和以打字机、计算器为主要产品的制造商奥利维蒂（Olivetti）等，以本国的机械加工业，化工、塑料工业为依托，致力于新产品的开发。这一策略取得了丰盛的成果，这种三方结合的模式沿用至今，为设计师们的创新冲动，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持。企业与设计师之间的密切互动，是意大利产品得以称雄于国际市场的重要原因。

罗杰·丁1972年为『Yes』乐团歌曲集（Yessongs）设计的唱片封套，明显受到『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影响。

马丁·夏柏1967年为克里木（CREAM）乐团的唱片专辑设计的海报。

意大利历来有家庭手工业的传统，不少著名意大利品牌都是由家庭手工业企业起家的。经历了战后大企业阶段，意大利到1970年代重归企业小型化，根据1980年的统计，81%的企业只有5个或更少的雇员。这些企业，主要针对高端消费市场，产量小，换代快，因而对于高水平的设计格外重视。这些小而精的企业，集中于出口外向型的产品，尤其是与时尚密切相关的产品，比如手提包、皮鞋、皮带和其他的皮革制品等等。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依靠设计脱颖而出，使意大利产品得以充分发挥在设计和手工艺方面的优势。意大利的汽车业也走这条小批量、精设计的高端路线，重获新生。意大利产品依靠设计收复失地、异军突起，树立起意大利产品设计新颖、做工精良的新形象。

小型企业的目标市场是海外，是出口，企业小、弹性大，发明创造也就容易，设计师们在这些小企业中大有施展天地。意大利企业这种小而易变的特点，为“激进设计”运动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基础。由于意大利大部分设计事务所集中在米兰，米兰因之成为“激进设计”的摇篮。

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年轻一代的意大利设计师们已经开始表达对于单调、冷峻的“国际主义”风格的不满，认为丰裕社会是一种腐败，那些大型企业和明星设计师所强调的“完美”的现代主义美学观念已经过时了。到1966年前后，在国际上的激进主义思潮，尤其是英国的波普设计运动、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美国的嬉皮士运动等风潮的影响下，意大利“激进设计”运动风起云涌。在这股浪潮中，艾托尔·索扎斯成为最受瞩目的代言人和指导者。亚历山德罗·门迪尼（Alessandro Mendini, 1931— ）、吉安尼·彼特纳（Gianni Pettena, 1940— ）、戈依塔诺·皮西（Gaetano Pesce, 1939— ）等一众当时还非常年轻的建筑师、设计师，以及一些由同样年轻的设计师们组成的设计单位——阿奇祖姆（Archizoom）、阿奇米亚（Alchimia）、超 级工作室（Super Studio）、风暴集团（Gruppo Strum）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还有不少激进的设计杂志，比如《莫多》（Modo ）、《多姆斯》（Domus ）、《IN》《卡萨贝拉》（Casabella ）等，为运动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