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 境（第2/4页）
的这支洪氏族人，祖上在宋代迁至靠近福建的粤省东北，主要集中在梅县（这是客家人的重镇，至今犹然），不过也有一些族人散居各地11。洪火秀的四世祖迁至花县这不为人知之地，此举确是大胆，因为花县不像梅县是客家人生活和语言的中心。花县一带虽然很繁荣，盛产稻麦、大麻、大豆、各类蔬菜瓜果、酒、蜂蜜、食油、鱼虾家禽等12，但洪氏族人即使想来此垦荒，也不太可能找到一整块地来耕种，所以无法整族迁徙，而必须零星行动。由于土地已有当地人定居，而且客家人风俗有别于汉人，在华南许多地方并不甚受欢迎。但即使客家人受到孤立，也透过方言纽带繁衍生息，团结一致。若有媳妇从外村嫁过来，操的是其他方言，那也不得不学说她夫家的话，所生的孩子自然也是如此13。
从17世纪洪家南迁，到洪火秀赶考这段期间，花县的洪氏家族还没有人中过府试。据洪氏族谱记载，洪火秀的父亲很受地方尊敬，排解邻里纠纷，但他的房舍却是不胜简陋：它位于从水塘往后数起第三排屋子的西端，中间是通风良好、颇为宽敞的客堂，客堂前有一小块空地，两旁是家人住的厢房，全是泥地土灰墙及板条瓦顶盖成的平房14。
官府制定各项仪典，由花县知县领县民履行。开年岁末、季节更替皆在县庙举行祭典，而远在北京的皇帝、太后、太子也是行礼如仪。康熙皇帝钦颁“圣谕十六条”，地方须定期宣讲，中考的举子会同当地文武众官，在礼乐声中奉祭叩拜15。“圣谕十六条”经过雍乾两朝大儒的诠注得以扩充，概括了在各地均应奉行的立身处世之道，宣扬“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仪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窃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16。
在春秋两季的祭典上，还要供奉龙王爷（云雨风雷坛）、土神爷（山川社稷坛）和城隍爷，祈求保佑花县。每尊神灵的祭品各有其规格，以显其品位：龙王爷配飨酒四爵、帛四端，土神爷配飨酒三爵、帛两端，城隍爷则配飨酒三爵、帛一端。不过遇到干旱，却是先恭祭城隍爷祈雨。城隍爷也主理冥籍。17
这些神灵关乎社稷安危，因此祭祀多有繁文缛节。至于普通人家到祖坟祭扫祖先，知县并不闻问。但是那些死后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官府是要管的。善心人士会在中元鬼节合祭这些亡灵，给他们烧些纸衣纸裤，供奉果菜酒饭，这叫做“烧路头”。不过，孤魂野鬼还有可能害人，所以官府会在城北搭建祭坛，由知县亲临主祭。当地文人曾撰有超度祷文，仍在花县回荡：
尚念冥冥之中，无祀鬼神者，昔众生民，未知何故而殁，其间有遭兵刃而殒命者，有死于水火盗贼者，有被人取财而逼死者，有被人强夺妻妾而死者，有遭刑祸而负屈死者，有天灾流行而疫死者，有为猛兽毒虫所害者，有为饥饿冻死者，有因战斗而殒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缢者，有因墙屋倾颓而压死者，有死后无子孙者。18
首任花县知县在1686年将这篇祷文刻于碑上以飨亡魂：“虎狼尽远窜，盗贼永不生，万姓毕革面，国赋年年足，民心个个善，从此乐尧天，乾坤万古奠。”19
即便是庄严仪典也会因夸张而有损品位，或成了喧闹场面。1835年，久旱不雨，广东巡抚不由向城隍爷祈雨的祭典，而以重金悬赏“仙人”或“术士”，无论来自何处、信仰为何，只要能施展法术“驱走”紧锁云层的“恶龙”招降甘雨就行。百姓公开嘲笑巡抚此举，写了诗贴在城墙上。但是有人自告奋勇前来驱赶恶龙时，众人还是蜂拥而至。这人自称是四川来的和尚，法杖朝地里一插，在巡抚衙门里的祭坛前站了三天，烈日当空，他脸上却一滴汗也没有，也没有疲倦的征象，祭坛上有一坛清水，旁边点着长明蜡烛。众人开始嘲笑起来，突然间，大雨滂沱，众人才止了笑声。巡抚为恭谢神灵，令十名妇人在广州城南门祭宰母猪一头，烧烤其尾，众人又讪笑起来。20先旱后涝，不到一个月，疫病四起，百姓将公元2世纪的神医华佗［译按：原文作Ying tuo，疑误］塑像从广州城正南门的庙中请出，在一群挑选出来的妙龄女子簇拥下，沿街敲锣打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