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10页）

见此光景，许琨觉得很对不起张宗昌，“效坤，”他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奉军自从败给直军后，张老帅发誓报仇，正在招兵买马，咱们不如出关；将来跟奉军回来，打吴子玉这个龟孙！”

于是相偕到了天津，果然气象不凡；张作霖整军经武，真可说是规模宏远，可是张作霖虽有意延揽张宗昌，却作不得主。

原来，奉军分为新旧两派。

旧派的主要人物，也是当初帮张作霖打天下的一班好汉，包括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等人。

新派奉“少帅”张学良为领袖。但“老帅”所最信任的的是杨宇霆，此人是沈阳附近的法库县人，日本士官八期出身，为人精明强干，自从继张作相为奉军统帅部的总参议后、吸收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戢翼翘、臧式毅、于国翰、邢士廉等等这一班来自日本士官、保定军校，或者曾经留学的少壮人物，构成了新派。

前一年的直奉战争，旧派部队，溃不成军；新派则虽败未溃，尤其是直军乘胜追击，气势如虹，亏得新派中的王升文团，在山海关石门塞，浴血苦战，全团伤亡极重，团长阵亡，终于使得奉军稳住阵脚。

这一场战役下来，不独张作霖认为要报仇雪耻，非倚重新派不可；即令旧派，亦不能不服新派甘愿接受指导。

新派获得张作霖的充分授权，负责重建奉军，特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名义上由孙烈臣担任统监，但负实际责任的是三个人：副监姜登选、参谋长张学良，以及张学良的灵魂郭松龄。

郭松龄字茂辰，沈阳东乡人，陆大出身，先在奉天督军署当参谋，由于跟杨宇霆意见不合而引去；民国八年复回奉天，在东三省讲武堂担任战术教官。学生中有一个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的第二团团长就是张学良。

年方二十岁的张学良，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听了郭松龄的课，倾倒备至；同时，郭松龄处事认真负责，讲求纪律，一丝不苟的态度，在看惯了凡事只凭老帅一句话，只以老帅的喜恶为转移的杨宇霆等人的张学良眼中，具有特殊的魅力，因而结成亦师亦友的僚属的深厚关系。及至张学良在讲武堂毕业后，升任卫队旅旅长，即以郭松龄为参谋长，并兼第二团团长。

民国九年奉军第二次扩编，卫队旅改为第三混成旅。人事依旧。

第二年五月张作霖兼蒙疆经略使，计划征蒙，东三省藉机作第三次扩编，成立第八、第九、第十、三个混成旅，郭松龄一跃而为第八旅旅长。

但实际上，郭松龄等于两个旅长，张学良的第三旅，不管是训练还是作战，都由郭松龄负责，一奉军将两旅合并称呼，谓之“三、八旅”。

张、郭两人同榻而眠、同桌而食；及至成立陆军整理处，张学良的参谋长，实际上由郭松龄代理，一切编制、训练的章则，皆出自郭松龄手订。

既然原有的新旧军队，尚在整理淘汰之中，当然无法平空给张宗昌一个番号；不过，张作霖是很重义气的人，张宗昌穷途来归，竟无可位置，自然于心不安，好不容易才想办法给他编了一个营的宪兵，归宪兵司令陈兴亚指挥。

张宗昌已当过师长，如今连降三级只带一营人，自感委屈，但亦无法，只好苦守待机。

机会终于来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吴佩孚到了天津，为张作霖撵走的前任吉林督军孟思远去看他，希望吴佩孚帮助他恢复原有的职位。吴佩孚回答他说：

“要当督军必须自己打天下；现成的督军是弄不到手的。”

孟思远有个外甥叫高士傧，本是吉林军的师长，此时自告奋勇，愿意取道海参崴，到黑龙江绥芬河去策动他的旧部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起事。

卢永贵果然为他说动了，当奉直两军在榆关对峙时，宣布独立，通电推举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具体的行动是带领所部两千人，又吸收了两股“红胡子”，将中东路“五站”的驻军，包围缴械，由绥芬乘火车向西，打算一鼓作气冲到哈尔滨。

其时，张作霖正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指挥作战，得报有此不测之变，一时无兵可派，不由得想起了驻札在哈尔滨的张宗昌，他说：

“张效坤花了我好几十万大洋，叫他去打高士傧、卢永贵。”同时透过关东军的关系，为张宗昌补充了一批军械。

张宗昌深知这是一次立功的机会，所以行动非常迅速；到得五站地方，打听到卢永贵的部下以及他所吸收的“红胡子”中，有许多是当年在一起筑路的工人，而且都是乡亲，因而找了几个有交情的来，豪赌畅饮，欢然道故，一夕之间，瓦解了卢永贵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