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绘画的力量（第2/11页）

在那种情形下，博览会开幕当天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由于扳道岔出错，“铁山快车”的6节车厢脱轨，导致8人死亡。那是世界博览会的专列，是温泉城开往圣路易斯的早班快车。乐队队长的马车撞上了一辆无轨电车，导致他身受重伤。客栈一个容量100多升的咖啡机爆炸，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发生于1803年，在1904年搞百年庆典活动，已经延迟了一年。博览会举办了7个月，包含了来自62个国家、殖民地和43个州，以及除夏威夷之外所有美国占领地的展览。博览会的设计师们，对布满灌木丛和沼泽的7000多亩公园进行了改造，观众在其中500座建筑里面伸长脖子张望。博览会的亮点，包括几个复制的大“宫殿”：法国的大特里亚农宫、德国的夏洛特堡城堡，以及罗伯特·彭斯故居和亚伯拉罕·林肯的小木屋。

中国人曾低调参加了1893年芝加哥、1900年巴黎博览会。尽管如此，圣路易斯博览会，标志着中国首次正式现身世界博览会。“天朝”派遣满族血统的溥伦亲王率领代表团与会。慈禧太后捐献了75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50万美元），用以支付中国展览和中国馆的建设费用。溥伦在博览会上复建了自己府邸的部分建筑，将其作为中华帝国馆。它被《纽约时报》描述为：“一座奢侈、优雅的建筑，装饰华丽，五彩缤纷，充满幻想。”中华帝国馆的特色，是其中的荷花池塘里面，游弋着从中国进口的金鱼和银鱼。慈禧太后的银子似乎是花得物有所值：中国馆被认为是“所有外国馆中最具诗情画意的场馆”。人群涌入中国馆，证明其受欢迎程度没有言过其实。1904年5月6日，在耶鲁大学毕业生（1883级）、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黄开甲的协助翻译下，溥伦团长正式为中国馆举行落成典礼，进行集体接见，在当晚举办了3000人参加的招待会。之后，溥伦离开博览会，前往美国的主要城市参观。

中国的主要展品位于“人文科学馆”。在家具、工业制品和农产品中，特别展示了“穿着中国本土服装的男女假模特。有些服装是浓艳的刺绣，表现了中国各省的不同服饰”。但是，对观众来说，那些展品似乎是“明显地拥挤”。他们抱怨展品“乱七八糟”。商人们按照自己理解的外国品味，为博览会提供专门展品：康熙、乾隆瓷器，汉代陶器，明代瓷罐、瓷瓶，重建的景德镇瓷窑（曾被太平天国起义破坏）烧制的新器皿（包括专为宫廷烧造的“贡瓷”复制品），古代青铜器，玉器，象牙制品，以及大卷大卷的丝绸等。

此时，中国艺术被归类为“应用”，而不是“美术”。只有一件展品——美国人凯瑟琳·卡尔为慈禧太后所画的肖像油画，进入到美术馆中展出。当时，凯瑟琳的兄弟弗朗西斯·卡尔在中国。他作为清朝高级官员，在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长罗伯特·赫德爵士手下工作。卡尔担任了圣路易斯博览会的副监督，负责中国展品的收集和布展。人们推测，是卡尔说服了博览会将姐姐所作的肖像油画放入美术馆，而不是与其他中国展品一起在人文科学馆展出。

在中国，最令人感兴趣的外国人是罗伯特·赫德爵士。他是弗朗西斯·卡尔的上司，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超过了45年。赫德爵士在大清帝国负责收税，监管港口、边界、灯塔和2500个邮局。同时，他还承担欧洲人与中国人协商调解人的角色。有传言说，赫德是天子之下最有权力之人。一位朋友宣称，如果赫德没有为英国扩展领土，“为避免另一个帝国灭亡，他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赫德支持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负责中国参加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查尔斯·阿迪斯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银行家，后来担任了英格兰银行的行长。19世纪90年代，他为赫德爵士留下了以下描述：

赫德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却显得腼腆，毫不张扬，讲起话来索然无味。他喜欢以相当阿谀奉承的方式对待（貌美的）女士……他从不外出，活在工作文件的包围中……他按规律过日子。早起，读10分钟古典作品，拉10分钟大提琴，每天下午睡一个小时，等等。开始读一本书时，他会告诉你他将在哪一分钟读完……他是梦游者……一位极好的组织者，使他庞大的机构运作得如同一台完美机器……一个毫无疑问的利己主义者。赫德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得十全十美……如果哪里有伤，会用几年时间疗养……他没有朋友，没有知己，从不锻炼身体……赫德属于最早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之一，但他发现自己来得太晚，很难与其情况相同的人打成一片。因此，赫德活得孤独，孑然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