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纳粹的种族国家（第6/14页）

开始于绝育法的出台，德国医学界是第一个迈出了致命一步的团体。伴随着一系列更为极端行为的增加，这一步导致了“对没有资格生存的人”的灭绝行为。第一批牺牲品是“先天低能的人”，或者所有被基因健康法庭认定是患有精神和身体残疾的人，他们可能污染了德国民族的种族健康。这些基因健康法庭像大多数正在出现的纳粹机构一样，都是不受公共监督的，而且多半是由热情而傲慢的官员组成，他们视自己为新的、旨在完善雅利安种族的种族科学的守门人。据估计，将近四十万人在1933年至1939年秋季之间接受了“希特勒的切割”，男人做了输精管结扎，女人做了输卵管结扎。但是，纳粹狂人没有在这些初步的措施前停滞下来，而是把他们激进的种族议事日程推进到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他们通过了反对“种族污染”和种族玷污的种族立法，最终发动了对生物学意义上的劣等人的灭绝，他们包括吉卜赛人、“反社会的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斯拉夫下等人、犹太人。

不像保护弱者、残疾人、少数民族的自由主义国家，纳粹的种族国家热衷于完全对立的理想，即清除这样的社会集团，因为这些集团被假定破坏了德国民族的种族纯洁性。尽管像戈培尔、施特赖歇尔、罗森贝格、达里这样的纳粹领导人得到了一批热衷的官僚、倡议的团体和研究机构的支持，他们辛苦地实施各种各样种族的奇想，但是在德国，比其他任何机构更要为设计出清晰的灭绝性种族政策负责的机构是党卫队，它是种族灭绝真正的工具。根据卡尔· 施洛伊尼斯的正确评估，这就是为何“清晰而明确的犹太政策的发展和党卫队的发展是基本上平行的”。

党卫队：极权主义控制和种族灭绝的工具

党卫队建立于1923年，最初是一支纳粹党精英的准军事组织，其最初功能是保护元首免予政治对手的攻击。最初它是一个小型的保镖团体，从属于更大的组织——冲锋队，后来党卫队发展成党的警察部队，一支恐怖主义的帝国警察部队，一支指挥自己部队的军队中的正规军队——武装党卫队（党卫军），它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联合体，它的触角深深地进入德国的大企业，后来又渗入被占领土，它是一个巨型的杀戮机器，监控着集中营这一拷打和灭绝的庞大系统。假如没有这个恐怖机器，纳粹就会缺乏强烈的种族狂热、精打细算的残酷、组织化的结构，这些都是对犹太人和其他受难者成功灭绝所必需的。像纳粹党自身一样，党卫队的梦魇植根于20世纪20年代的巴伐利亚，并且也正是这个体格肥胖的、矮小的、体格羸弱、近视的、秃顶的巴伐利亚人海因里希· 希姆莱把这个小型的部队建设成为第三帝国最恐怖的犯罪组织。

海因里希· 希姆莱是党卫队的首领，是希特勒的另一个自我和无情的猎犬，正如某些人所说，他是纳粹主义的人格化身。这个冷酷和工于心计的爱管闲事的人，有着谨小慎微的技能和一心一意的奉献精神，被埃伯特· 施佩尔恰当地描述为“一半是校长，一半是怪人”，他系统地聚合了纳粹恐怖的工具——党卫队、警察和集中营。他的目标与其说是为恐怖而释放恐怖，不如说是利用恐怖来建立纯粹的种族国家。海因里希· 希姆莱是真正的信仰者、一个危险的人物，像过去的宗教法庭大法官，热烈地相信自己的宗教，即使这种宗教是荒唐的。正如乔治· 奥威尔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狂人可能不敢杀害一个人，但为了一个抽象的理念杀戮数百万人。

由于希姆莱手上有着数百万人的性命，历史学家试图通过检验其人生的起点，合理地解释他人生的终点。他们假定这个犯下难以言表的可怕罪行的人必然是可怕环境的产物；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在其成长期中并没有发现任何戏剧性的事情，他们感到恼火，不情愿地认为希姆莱的青年时代处于“郁闷的正常状态”，对其他纳粹的杀戮者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他们告诉我们，希姆莱来自一个最普通的巴伐利亚中阶级家庭，因此用一些心理学的解释来说明这一难以解释的人物是徒劳的。

真相是，希姆莱不是一个正常时代的产物，也不是正常的、健康的或者有爱心的父母的产物。他的父亲格布哈德· 希姆莱是一个极端死板、迂腐、强迫性的遵守法律的校长，是在那时的德国学校体制中极为普遍的、最可怕的集权主义类型的代表。希姆莱教授的父亲是一个有着鲜明的集权主义习惯的普通警察，就是以同样的原则，教授养育他自己的孩子，教育他们谨小慎微、注意整洁、讲究秩序、听从指挥。尽管这位年轻人求助相当娇惯他的母亲，希望从他父亲严厉控制下解脱出来，但他还是将他父亲严格的、僵化的、种族优越的、傲慢的价值观内化为无条件的真理，同时与所有温柔的、敏感的、自发的或者松散的东西斗争，把它们视为无条件的坏事。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希姆莱有着特别困难的青春期，因为他没有符合他傲慢的父亲希望他达到的严格标准。严厉的父亲强化了这个年轻人成为英勇军官，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组合中破灭。在希姆莱完成军官训练学校学业时，战争结束了；并且年轻的希姆莱十分缺乏健壮的体格和决断力，这也足以导致他不能成为感召人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