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第2/3页）

再说孟子所谓“相同之处”的第二点：“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孟子的这个思想既古朴又非常前卫。说古朴，因为它体现着似乎只属于古代君子的一种超卓的道德操守；说前卫，因为我们很多人直到现在都没能弄明白这个道理。

在孟子时代稍前，梁惠王的前辈魏文侯曾经重用过一位叫做李悝的伟大改革家。论起辈分，李悝大概算是孟子的师叔祖，别看李悝是位改革家，其实他可是儒家系统内部的人，是子夏的弟子。

但在儒家系统之内，李悝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他的所作所为和儒家思想有着原则性的分歧。李悝反对礼制，在魏国搞了一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办法，无论级别高低，大家一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谁也别想靠前代的特权混日子。再一点是，李悝有着极高的法制意识，他编过一部《法经》，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开一代先河的东西。这部《法经》后来成了商鞅的枕边书，商鞅去秦国求职的时候，随身就带着这书。

所以，以李悝的资历，自然是全国大法官当之无愧的首选。据说，精明强干的李悝在任上判了一案又一案，公正严明，不枉不纵。但是，这一天，突然出现问题了。这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早已经闹不清楚了，大概来说，李悝刚刚成功破获了一起凶杀案，凶手被抓之后认罪伏法，让他招什么他就招什么，让他怎么招他就怎么招——不对，说错了，应该是“让他如实招供，他就如实招供”。杀人犯说：“老爷，我认栽了，我全招！这案子是我做的，是这么这么回事，某某是我杀的。我有罪啊，我丧尽天良啊，不但某某是我杀的，三年前的某某凶杀案也是我做的！”

大家一听，这真不错，不但破了眼前的案子，连三年前的积案也顺带着破了，可不经意间一看主审官：咦，李悝大人的脸色怎么绿了？

李悝是被吓的：三年前的那件案子早就结案了，杀人犯早就被执行死刑了，难道……难道当初判错了案子不成？！

经过一番周密的审讯和详细的复查，李悝终于确认，三年前的案子自己给判错了，冤杀了一名无辜之人。这该怎么办？

这问题实在不好处理啊，如果是我们处在李悝的位置上，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当然了，两千多年过去，社会毕竟进步了太多太多。在现代社会里，即便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会有完善的国家赔偿措施等等来做善后。但是，当时可还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啊，当时国家干部的思想觉悟可还都普遍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觉悟呢。那么，李悝到底会怎么办呢？

李悝的心里波澜起伏，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时国际社会的局势，最后，还是封建小农意识和买办阶级的腐朽本质占了上风，李悝把牙一咬，把心一横：我杀错了人，我负责！

——怎么负责？高官李悝到菜市场上买了一块最硬的豆腐，一头撞死了。

一代改革家李悝就这么死了。可能有人觉得他实在是小题大做，不就是错杀了一个人吗，以你李悝那么大的官，随便不就给遮掩过去了，实在事发了，来个记过处分也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你要是活着，还能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呢！

可李悝到底头脑僵硬，思想觉悟没那么高，认为自己就是搞法律工作的，自然一点儿都不能违法，杀错了人就得偿命。从李悝之死，我们可以再来琢磨一下孟子的那句：“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李悝的做法是不是太笨了呢？孟子的这种思想是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呢？恐怕很多人都会产生这种疑问。我们从历史书上满眼看到的都是权谋狡诈，为了一统天下或别的什么目的，哪怕是再美好的目的，别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就算做一万件，杀一万人，都不算什么。所以，要在历史上为孟子的这句话找到佐证还真是不容易啊。

想来想去，想到了外国，圣雄甘地也许能算一个例子。可是，即便甘地是个完美的例子，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完美佐证，但问题是，如果甘地当时面对的不是英国殖民者——他们到底还有几分绅士风度——而是面对日本鬼子，我真是很难想象他的一次次的绝食，他的不抵抗运动能够取得哪怕一丝一毫的收效。

孟子的这个思想如果放到现代社会，其实基本上就是很多人极力鼓吹的“程序正义”——为了达到一个正义的目标，手段上也必须是符合正义的，绝对不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问题要是再多想想，就有个“少数”和“多数”的关系问题：边沁的一种思想曾经影响深远，他推崇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现在我们仍有很多人对这一主张坚信不疑，但问题是，如果你属于“多数”，那还不坏，可你若是不幸属于“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