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杀降（第2/5页）

这就是降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要求降人做到的他们都做到了，看不出有杀降的必要。李鸿章前此攻打南汇、常熟，得力处正在招降。太平军守成将领吴建瀛、骆国忠“退出城池，谨受约束”，李鸿章允许二人保留部分军队，随淮军攻战。善待降将的口碑，无疑是郜、汪等人愿意投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不宜杀降，还有一硬一软两个约束。

硬，是朝命。元年冬天，英国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致函总署，说：

“近日官兵得胜之仗，常有事后乱杀之行。即如洋枪队，彼日离沪不远之地，随将二千多犯全行杀毙，实使人生异心。盖贼众十分之中，真贼不过二分之多，其馀全裹胁小民。……前当河面差使之时，每进金陵一日，伪称干王贼匪洪仁玕有云：‘官兵似此乱杀，实为天国太平之益。不然，则上海一带地方，我军自难久驻。今因该处义兵（曾国藩注：即该贼匪）不信清官（即系国朝），所以未肯投诚，实乃上海迤西之义军不散之故’”；

滥杀降众，适足坚其必死之心，大不利于统战事业。威妥玛采访清军劣迹，传达洪仁玕的意见，就是劝清廷剿抚兼施，收效更快。清廷从善如流，十二月九日发布明谕，“刊刻誊黄，遍行晓喻”军中及“贼区”：

“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诚心归顺者，无论其从贼之久暂，均一律准其投诚。将军械、马匹呈缴后，该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随同剿贼。倘有不愿随营，即饬地方官递送回籍，或妥为安插，毋令失所。携带资财，不准兵勇抢夺；如兵勇利其资财、私行杀害，即按军法从事。本管官不行查办，一经发觉，即着该大臣等从严参办”；

明令不准杀降，且要尊重降人意愿，或“随同剿贼”，或“递送回籍”，或就地安置。而且分级负责，落实到人，兵勇杀降，“按军法从事”，其主管则“从严参办”。这条法令发布于元年末，苏州招降在次年十月，不存在未奉明令的借口。然则，杀降已经不仅是军事处置失措的问题，而是违法行为。

谕旨是硬性规定，“杀降不祥”的历史教训和阴骘迷信则是软性约束。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何晏有个评论，说得很深刻、很精彩：

“（杀降）岂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卷（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似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战杀虽难，降杀虽易，然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

从战略、政治的角度看，杀降不仅仅是不道德反人性的行为，而且直接增强了此后军事行动的难度。商场如战场：投降与受降，就是一种契约；杀降，则是单方面违约；违约，则再无信用可言。商业上失去信用，最坏的结果无非不做生意；军事上失去信用，则此后不论强弱悬殊到何种程度，敌军都不会投降，而是抱着必死的信念与己决战。语云：“哀兵必胜”；而养成哀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杀降则恰好成全对手，使之成为一支哀兵。敌军成了理论上“必胜”的哀兵，己方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么？兵法云：战者、气也；能量守恒，气也守恒，故敌我双方的士气，总是此消彼长，没有双赢一说。战争就是一个不断通过局部战役来激励己方士气、削弱敌军士气的长期过程。所谓关键战役，或者是攻克要塞，或者是力歼强敌，最重要的作用就体现在增强己方士气、削弱对方士气。如果打赢一个局部战争，却鼓舞了对方的士气，那不就是得不偿失，“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么？再战，则“何众肯服，何城肯下”？所以，“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

这是杀降不利于全局战略的经验之谈，还有一个杀降不利于主其事者的迷信之谈：

“（李）广与望气王朔语云：‘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犹‘凡’）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恨者乎？’广曰：‘吾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降者八百馀人，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李广难封”，是个成语，看了这段对话，我们总算知道“难封”的真实原因，乃是杀降惹的祸。抱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我们可以不信王朔的话，身处万恶旧社会、满脑子迷信思想的李鸿章、程学启可不会无所顾忌。由此可见，杀降是违法行为，也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短视行为，更是有伤阴骘的缺德行为。李鸿章受降，固然要遵循上述原则，郜永宽等人敢于投降，无疑也将上述原则当作一种保障。而且，戈登居间作保，他们可以“挟洋自重”，无疑更让他们确信自身安全及降后待遇俱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