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垂帘的阴谋论（第5/5页）

肃顺对“进城讲话”的反应，现在不得而知。但是，进城后，三人被捉，关在宗人府，他“瞋目斥端华、载垣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据此可知，或在此时，或在否决垂帘提议时，或更早，肃顺就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而动了杀心，只是以端华、载垣为代表的大多数“肃党”反对，才没能利用掌控热河局面的有利条件，在进京前果断行事，粉碎“后党”的阴谋。他们的选择很多：例如，既然驳斥垂帘的明发谕旨已经下达各部、省，那么趁机纠出一两个口出异议的“亲王”，如醇、恭即可，罗织一些皇亲“干政”、违反祖制的罪名，就可取到杀一儆百，威慑在京“后党”的效果；或者，直接用“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明发谕旨中语）的理由，软禁二后，彻底接管中枢权力，亦未尝不可。成王败寇，反复无常：洞烛机先，先发制人，则是诛吕后、扶汉室的刘章；失机昧时，则是谥为叛逆的徐敬业。区别只在于做不做，而不在于该不该做，所谓“尽人事，安天命”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什么都不做，就只有束手就擒，身死名灭为天下笑了。肃顺为乱党“领袖”，却不得果行其志，乃被“肃党”所误，与之俱亡，其中冤屈，罄竹难书。后辈读史者能不扼腕太息、掩卷而去么？

奕譞一时冲动，激化了局势，胜保恰在此时到来。当日，举国都在用兵：湘军主力与陈玉成、李秀成、石达开周旋于鄂、赣、皖、贵，僧格林沁在淮北对抗捻军，疲于奔命。京畿附近，只有胜保的部队可以起到弹压的作用。他到热河，不啻是“后党”的定心丸，“肃党”的蒙头棒。但是，形势一发千钧，后党却不敢在热河动手，尚有隐情。胜保十四日夜里至行宫，“守黑道人”就去拜谒，劝他干脆在热河动手，免得夜长梦多。胜保却说端、肃等人“罪状未著”，冒然“兵谏”，师出无名，会遭受“恶名”。八大臣顾命，奉有遗诏，天下皆知；董元醇建议太后垂帘，明发驳斥，也是天下皆知；如果不先公布罪状，制造舆论，而遽行捕治的话，不仅难以服众，更怕各地督抚（特别是手握重兵且风传与肃顺协洽的湘军将领）质疑，来个“反兵谏”。这种顾虑，并非一味的小心持重。

咸丰刚死，“肃党”内就有人以为辅政之事，不能仅依靠遗诏指派的八个人，而应该团结恭王，才能牢牢把握，所谓“亲贤并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外间传说慈禧欲垂帘的计划消弭于无形。王闿运为此致书曾国藩，说“恭王宜当国”，劝曾国藩“自请入觐”，申明母后不得临朝的祖制，依靠军事力量保障政权的平稳交接。后、肃、恭三方势力，原是一个三角形，后、肃既不两立，谁能争取恭王，谁就能掌控大局。恭王的条件，无非就是重出任事；政变后，恭王成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就是明证。“肃党”未尝不能以此结纳恭王，而终不果行，原因还是骄愎二字所误。骄，是倚仗遗诏；愎，是不愿分权。慈禧一方，孤儿寡妇，能够垂帘就是大胜利，暂时分权给恭王，实在不是过分的条件。所以后、恭一拍即合，三角制衡之形变成胳膊拧不过大腿之势。不能予则不能取，吝于名则失于实，肃党在这种“大智慧”方面，确有欠缺。

恭王的条件，慈禧能够答应，胜保此行，也必有条件交换。政变后，立即擢升为兵部尚书衔镶黄旗满洲都统，算是一个证据。此外，更隐秘的承诺也当达成。只是他一贯“骄纵贪淫”，既得罪湘军，又控制不住苗沛霖、李世忠、宋景诗等降人，军事实力下降，所以反而给了慈禧一个“杀人灭口”的借口。同治二年，以“养筴贻患”、“挟制朝廷”的罪名，赐其自尽。临刑前，他要求见慈禧一面，管理刑部大学士周祖培断然拒绝。他这个要求见面的请求，说不定就是要求慈禧履行此前在热河定下的密约，亦未可知。

总之，胜保压住了阵脚，九月中旬以后，整个局面就全由慈禧、恭王控制，“肃党”无非尽职尽责，当好本色演员而已。九月二十三日，热河人员分成两批，同时出发，先后回京：肃顺护送咸丰的棺木，走得慢；二后、幼帝携同载垣、端华，轻车简从，走得快。肃顺应变能力强，与之一同回京，变数太大，把握变小；故令之护送棺木，待北京诸事俱备后，即可万无一失将其拿下。载、端庸昧，肃顺不在边上，他俩玩不出花样，所以先行带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