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第3/8页）

这三种关系的出入也代表作者读者的意向。我们打开中国的古典小说，以《红楼梦》为例：

黛玉葬花——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自身怜悯（self-pity）生死关系。

“宁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习骑射。”——他自己就已讲得清楚，又好勇又好色。

好姊姊，把你的嘴红给我吃了吧！——你家里只有门前一对石狮子才算干净——男女关系。——《红楼梦》造成一段幻想（fantasy）,一个“富贵闲人”有无限的机缘（unlimited access）去接近异性。所有的丫鬟全是国色天香。违犯伦理也没有关系，因为全书不过是一本“风月宝鉴”，风月宝鉴只能正看，读者不能以“贾”乱“甄”。

刘姥姥、焦大等人——倒反提供了一个外界的现实。作者利用一般人好货的心理，造成一座不劳而获的大观园之金碧辉煌，还是要借着这些人，和以后的贾府抄家、贾宝玉出走做和尚等情节，才把自己所制造的肥皂泡沫说穿斫破，同归于现实。

《红楼梦》可与《战争与和平》比较来读。这样看来俄国到底还是属于西方传统。与中国比较，一是武士精神；一是文人习惯。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的差别更为明显。一方面注重竞争，赌博和养马在贵族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一方面消灭了竞争，做富贵闲人也真的是富贵闲人。一方面讲得机要处不讲俄文而讲法文，一方面即填词作诗。

《红楼梦》也可以与《水浒传》并读，《水浒传》里所叙中下层社会完全又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生死关系：武松打虎，宋江杀惜——打大名府，劫法场——将人诬告，发往充军不算，还要押解之人，通常称为张千李万的，在路途乘机谋杀，将脸上金印揭下作证交账——吴用给卢俊义算命，主三十日内有血光星数之灾。

男女关系：潘金莲、阎婆惜、母夜叉、一丈青——林冲解围了被人调戏的妻子，还没有问及夫人是否吃惊，先要知道被他“玷污了不曾”。因为这严格的贞操观念，把婚外情的负担全放在“乐户”身上。以致宋江嫖妓狭道中几乎与徽宗在李师师家中相逢。

经济关系：贩枣子，卖酒，打家劫舍谓之“替天行道”。劫“生辰纲”。大碗“吃”酒，大块吃肉，“把那好牛肉切他十斤过来。”——粗率无选择性。

这样看来，铺陈关系，各有其层次与场面。文学家叙述到不同的关系时，即已勾画出来侧后的社会背景。

说到这里也触发着下面一个题目：我们所说的关系，只是作家的原始资料。要将这批原料制作商品，还得加工。加工则不能不顾及时下的需要。在这方面历史家与小说家有一个共同的着眼：好的历史作品反映着时代眼光；畅销的小说也要迎合时人的兴趣。timeliness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生意经。

上面已经说过：19世纪末叶，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已将人类物质主义的观感，提引至最高潮。不料在20世纪，他们的主张又在各种行动上被推进到他们自己尚没有预想到的程度。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只用于动植物。他们获得优厚的生存空间与营养，于是其继续生存的机会凌驾于其他种类之上，这种理论，也可延伸而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证到人类生活中去。如果优者生存，劣者被淘汰，是为上天谛命，那我们又何必向强有力而能干的人抽税，去津贴弱者，是为与天理相反行动，褫夺优势者应享有的权利，无意义的延长应受淘汰者的苦痛？

这样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更为种族主义开路。

我在中学上学的时候，曾看过一本课外读物，作者德皇威廉第二，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寄居荷兰作此回忆录。书中也提及优种民族和劣种民族。威廉最仰慕的民族，乃是日本人，因为他们爱斗而好血。把好血也算一种美德，也只有醉心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才能为之慷慨道出。至于日本人之爱斗而好血，倒确有实证。例如1944年云南松山之役，日军第一一六联队一千二百人，曾杀伤六至七倍之中国军，因为他们准备全员战殁。事后调查，该联队只有十人逃脱，只有九人被俘。其所以被俘乃因我军以坑道作业，用炸药将他们的阵地爆破，此九人来不及自杀而被震昏。以后据他们供称，先一日他们已焚烧军旗，将自己受伤者处死。只是今日看来，这样的战法应当提倡而褒扬，抑或受批判指摘，实为可疑。威廉的回忆录倒确有为日本人鼓励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