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洪流（第5/16页）

面对这个结论，最不利的就是博古同志。

他作为一个出了家门，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门，出了中山大学的校门，又进入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搞过学运、搞过工运，但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而当时能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农运和兵运。博古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这是他最为欠缺的一课。

恰好在这个时候，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奥托·布劳恩到了中国。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就跟博古相熟，博古上莫斯科中山大学，奥托·布劳恩上伏龙芝军事学院，两个学校都在莫斯科。两人在上海一见面就熟。而德国人佐尔格见了布劳恩，也有几分亲切。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站还有一位负责人，叫约尔特，也是德国人。

当时，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代表约尔特和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这三个人凑在一起了。三个人可以说都是德国人（李德是奥地利人，但出生在德国），真是老乡见老乡，完成这样一种历史巧合。

布劳恩，也就是后来叫李德的这个人，与约尔特熟，与佐尔格熟，与博古也熟，当时一见，相谈甚欢，谈得很高兴。送完款以后，另外一位送款员迅速地走掉了，布劳恩没有走，留下来了。这一留时间还不短，从1932年一直留到1933年年初。他留下来一边做些工作，一边与博古聊天，两个人就这样相处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就中国革命的很多问题交换了看法，怎么评估苏区武装斗争，怎么进一步发展这个斗争。至于具体聊了什么，现在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奥托·布劳恩也去世了，博古早在1946年就因飞机失事去世了。但不管怎么说，在这段时间里，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相当的信任。

这种信任，直接导致了一件事情——奥托·布劳恩最后变成了所谓的（我们在讲到这个时一定要加“所谓”）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69.送款员如何曲折变身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下）

当时博古最大的软肋就是军事知识、军事能力不行，没有这方面经验。奥托·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而且他在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之前，还在德国搞过武装起义，颇有军事经验，这些理由使博古与奥托·布劳恩的关系迅速拉近。

1933年春天，中共中央在上海是明显待不住了，必须撤到苏区去。博古就撤到苏区去了。博古动身之前想带奥托·布劳恩一起去，奥托·布劳恩其实也想去，但他当时有自己的考虑。

到中国来，他不是军事顾问，他是一个送款员，为解救牛兰夫妇，送2万美元是他的任务。博古想把他拉去，是作为私人顾问，还是作为共产国际的顾问，当时没有明确，所以他就不愿意去。他希望什么呢？就像中国人讲的，你要给我正名，给我正式的名分，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分？

奥托·布劳恩当时如果跟博古一起去苏区，在身份认同上有个非常明显的缺陷，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的送款员，不是共产国际指定到这儿来当军事顾问的。所以，当博古想把奥托·布劳恩带到苏区去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条件，要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的相应指示。意思很明显：你博古说了不行，得共产国际说了才算，我去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这是关键。

奥托·布劳恩心里很清楚，他想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博古连续向莫斯科发了几封电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负责人约尔特也发了几封电报，但是共产国际的答复迟迟不来。

共产国际的答复为什么迟迟没有来？

共产国际有自己的经验。

共产国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国来指导革命，这些来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么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不管怎么说，每一位被派遣的人，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慎重考虑的。

维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代表。他当时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国际代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二个代表。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而且在当时会上出现意外，有陌生人进来的时候，马林及时警告全体会议代表，说地点已经暴露立即转移。大家当时还不太情愿，被迫听取了马林的意见转移了，结果当法国巡捕冲进来抓人的时候，已经人去屋空。马林要求提前转移，这个建议是以他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总结出来的，使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到的一次重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