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玛时期”的国家建构与代表性危机（第10/17页）

再来看北洋军阀。世界上不少新兴国家在建国之初，各种社会阶层尚未成熟，而唯一具有组织力和行动力的集团，便是军队。于是当各种社会力量互相冲突、无法整合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的时候，军人直接站到前台，实行军政府统治。民国之初当多党议会制和行政威权制一一失败之后，出现直接的北洋军阀统治，部分原因也在于此。然而，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事集团，已经不是一支有着统一意志和高度组织力的力量，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已经严重地方化、封建化，袁在世之时尚未完全暴露，一旦老大驾崩，北洋立即四分五裂，不仅无法整合社会，而且自身成为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的直接动因。在袁之后的军绅政权之中，绅士集团也是分裂严重，矛盾重重，不同的利益派别、在朝士绅与在野士绅、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之间争斗激烈，与各路军阀的战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五代十国式的典型乱局。

在民国初年，旧派士绅开始走向历史的坟墓，而新型知识分子尚未成熟。国民党的中坚人物与旧派士绅为主的进步党不同，大都是新派知识分子。在原来以科举为中心的体制格局之中，他们大都是边缘人，辛亥革命的成功，一夜之间让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走向了政治中心。但这些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政治理念虽坚定，政治经验却相当贫乏。民国肇建，他们以革命功臣自居。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中如此描述：“因为同盟会的人士太专擅，不能容纳别党的意见，致被别党人以‘革命元勋’四字相揶揄。”[54]宋教仁虽然是难得的政治人才和领袖，但正如唐德刚所说，却不是一流的政客，[55]刚愎自用有之，缺乏娴熟的政治手腕，致最后遭遇袁党的毒手。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中的精英悉数到体制之外活动，留在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群龙无首，在民二国会恢复之后，国民党议员派别林立，“议员人数虽多，战斗的阵容和精神反不及对方的研究系”。[56]

袁死后的北洋时期，国会恢复了，政党政治表面也重新出现了，但政治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南北之争和法统之争使得几届国会中的政党愈加自我利益化，与各路军阀的关系愈加紧密。朱执信说：“‘代议制中之国会，不能代表民意’。此种批评，至近年而渐盛。盖一方为守旧派之反动，一方为激进派之不满，两者合力，遂使‘国会代表人民’一语之价值，渐受减削，往往至为真价以下之评价。”[57]成功的政党政治，需要有成熟的、厚实的社会基础，有阶级在背后支撑。然而，无论是激进的革命党人，还是温和的立宪派人士，民初各政党的背后，都缺乏有力的阶级扶植。在传统的士大夫阶级渐趋消亡之时，各种新兴群体（如商人、军人、留学生等）虽然开始进入政治的舞台，却未能承担起士大夫原有的政治与文化功能。德国魏玛共和时期，因为缺乏马克斯·韦伯所盼望的政治成熟的阶级，致使议会政治反复动荡，北洋时期亦是如此。

民初的政党政治之所以未能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社会的撕裂，无法通过政党的互动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各种政治势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在国会、报纸上互相争斗、谩骂，以压倒对方为目标。袁世凯独揽大权之后，更是容不得异己，打压各种反对力量和社会自治。有鉴于此，从1914年起，以《甲寅》杂志为中心，出现了呼吁“调和立国论”的声音。主编章士钊连续写了《政本》《政力向背论》《调和立国论》等文，指出：“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好同恶异，是中国政治的弊端，历史悠久的专制传统，乃是“强人之同于己也”，“数千年之政争，不出成王败寇一语，其中更无余地，可使心乎政治者，在国法范围之中，从容出其所见，各个相衡，各各相抵”。在章士钊看来，政治与军事不同，军事是你死我活，但政治是你活我也活，为政当保持两力平衡，在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保持平衡，既有对抗，也有合作，这就是“政力向背”。留学英伦的章士钊所欣赏的是英国有争有和的两党制，两党皆以君主为象征的国家为最高利益，其执政党自称“王之仆”，而在野党则是“王之反对党”，以王（国家）的标准反对之，以王作为天下之冲。反观法国大革命，“由是一党既兴，非尽杀他党之势不止，他党复其，待亦如之，报复相乘，乱乃无艺”。那么，如何走出“好同恶异”的乱局？章士钊将希望寄托在宪政的实现：“国宪者，所以构成一社会而宰制之统合之者也”，通过立宪，让所有体制内的权力都能遵从宪法和法律，而让所有离心之政治力量，挽留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而不到体制外去革命，“易言之，使两力相剂范成一定之轨道同趋共守，而不至横决而已”。[58]章士钊的“调和立国论”被后人批评为过于迂腐，与虎谋皮，在现实里面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这不是章士钊的悲哀，倒是20世纪中国的悲哀——政治成为罗马的角斗场，没有妥协、和解、共赢，只有永无尽头的搏杀、复仇和再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