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 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第6/12页）

辛亥革命的复杂性在于，民主与封建彼此纠缠，封建的再造以民权的名义进行，民权的扩张也以地方封建为后盾。同盟会原先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秘密的革命团体，到民国初年改组为国民党之后，一夜之间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之所以势力急剧扩张，主要就是革命之后各种地方势力的趋炎附势。他们畏惧袁世凯的中央强权，希望维持在革命中获得的地方利益和各省自主性。民国初年围绕着权力所进行的民权与国权之争、内阁制与总统制的对抗，都可以从民权、内阁制和国会主权之中，发现地方封建的蛛丝马迹。当民主的诉求背后实际反映的是封建的地方利益的时候，政党很容易流变为缺乏政治信念的朋党，维护的只是一己或小集团的私利。二次革命之后，一时似乎强大无比的国民党急剧没落，分裂成多个缺乏政治理念和凝聚力的小团体，革命党内部的迅速分化乃是外部的封建势力渗透所致，民权的理想追求蜕变为保存一己私利的功利考量。

明末的顾炎武将封建制度视为古代圣人公天下之大法，赋予地方自治以新内涵。但他知道，完全回到分封时代已不现实，于是希望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将地方自治与官僚统治结合起来，补中央集权之不足，“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24]晚清地方自治所复兴的，即晚明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理想。地方自治以乡里自治为起点，逐渐扩大到县一级，形成了“以士绅为中心的管理型公共领域”[25]。待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地方士绅在实现“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目标上跨出了实质性一步。辛亥革命类似于美国革命，采取了各省独立的形式。革命之后，中华帝国分崩离析，如同陈志让所指出的：“分崩离析的中国表现在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这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双重的分崩离析，而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26]独立战争后的美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大小各州四分五裂，国将不国。于是召集费城会议，各州通过艰苦谈判，求同存异，最后通过制定宪法，建立了联邦制的合众国。革命后的中国本来也应该走美国式以制宪为中心的合众建国道路，然而辛亥之后，各种政治势力的重心不在制宪，而是争夺国家最高权力，内阁制也好，总统制也好，都是围绕着国家主权的争斗。而无力窥觑皇位的军阀势力，则借助地方自治的名义，割据一方，搞成一个个土围子和小独裁。诚如顾炎武所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27]美国在建国之前，各殖民地便有百年之久的地方自治历史，这为共和宪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经验传统。但在中国，地方自治不过数年，封建传统虽历史悠久，却“其专在下”，掌控地方大权的不是自治的人民，而是无数个小专制者。辛亥之后各省建立的大都是军绅政权，是拥兵一方的军阀与当地士绅的联合执政。科举制度和官员回避制废除之后，家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在辛亥前后急剧抬头，地方军绅政权为了保住革命之后的封建成果，对抗中央权力，在湖南等省提出了联省自治的统一方案，各省制定省宪，通过联邦制的方式统一全国。然而，这一表面模仿美国建国道路的方案，却缺乏地方自治的实质内涵。陈独秀尖锐地批评说：“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28]

革命之后，首先面临的是重建秩序。围绕着如何重建秩序的问题，民初发生了一场民权与国权的论争。一个新兴的共和国，究竟是民权至上还是国权至上？在这场论争的背后，同样潜伏着封建与集权的冲突。革命后迅速壮大的国民党，高举人民主权的旗帜，试图建立一个以议会权力为中心的内阁民主制，以对抗逐渐显露苗头的袁世凯的总统集权。聚集在国民党周围的，是各省的地方民主派和封建势力。从某种意义上，国民党是地方利益的代表，他们的成员也大多出身于草根，是在革命中一夜崭露头角的地方精英人物。而与国民党主张地方分权相对抗的，是要求中央集权的进步党，该党从晚清的立宪派发展而来，他们的头面人物如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都是具有传统功名的全国性精英，其关怀不在一城一地，而是整个国家的命运。他们担心地方势力坐大之后，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因此主动靠拢袁世凯，希望借助强人政治统一全国。进步党人打着国权至上的旗号，试图压抑革命后崛起的封建势力。由于民主与封建纠缠在一起，国民党人在追求民主的同时也扶助了封建。而中央集权又与强人专制难解难分，进步党人追求中央集权又无异于帮助了强人专制。无论是民权派，还是国权派，在民初都陷入了难以解脱的政治困境。辛亥革命虽然以美国革命式的地方独立开端，但革命之后却偏离了立宪建国的道路，各派转而追逐国家最高权力，遂酿成民国初年政治秩序迟迟不得重建的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