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 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第10/12页）

辛亥革命模仿的是美国革命，也是从地方独立开始，然而民国建立之后，却没有继续走美国式的宪政立国之路，反而转向了法国革命模式。在理念上极端拒斥私人利益，追求卢梭式的整合全民利益的公共意志。而卢梭式的思维与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恰有暗合之处，将公与私、整体利益与个别利益截然对立，视为道德上的善恶之分。一旦天下秩序失衡，私人利益泛滥，那么更多地不是从制度上解决如何合私为公，而是诉诸道德批判，试图以纯善之公心压抑万恶的私利。于是，民初的政坛便出现如此怪局，一方面各党派都从一己私利考虑，拼命争权夺利，另一方面在党争之中又高举道德的旗帜，指责对方是私，唯有自己代表“天下之公”。无论是党人、政客，还是军阀、造反者，都假借“公”的名义讨伐政治上的异己，个个自认是公之化身，代表正义。国民党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是如此，进步党借袁世凯之手削弱国民党亦是如此，而袁世凯一再僭越法治大搞独裁更是如此。美国革命通过立宪之路实现“公天下”，但民初的中国却转而向法国革命靠拢，不是以制度的安排，而是通过权力的攫取来试图重建秩序的统一。在宪政之下，政治是一门我活你也活的妥协艺术，但在权力为中心的乱局之中，政治却变成一个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

清末的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民国初年曾经走过一段弯路。辛亥之后，他一度轻视立宪，改而拥袁世凯，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立宪派养大了老虎，却忘记把老虎赶进笼子，最后间接促成了袁世凯称帝。到这个时候，梁启超方醒悟过来，重新回到立宪的立场，他明确宣布：“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48]自此之后，他关心的是权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他相信，只有宪法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以有序空间。[49]梁启超的盟友张东荪在《庸言》杂志发表《法治国论》，强调中国国体已经从君主改为民主，政体也应从专制改为立宪。有宪法之国当为法治国。今日中国不仅各种法律不完备，连最基本的宪法也未颁布，政府与人民均未循乎法律之轨道，其去法治国不知几千里也。他指出，宪政和法治不进，将会导致内乱亡国。“惟有速制定宪法，使中国为法治国，夫然后变更国体之祸，祸可免也。”[50]然而，立宪的声音在民国初年是何等的微弱，被淹没在民权与国权、内阁制与总统制、南北法统、联省自治与武力统一等各种争论之中。

1911年的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这使得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权力之争，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军阀与政客们假借民意建立所谓的法统，而舆论只关心权力背后究竟是有道还是无道，很少注意法统背后的正当性危机。宪政迟迟未能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政治权威始终缺席。辛亥之后，战乱不断，革命接踵而至，而每一次统一的结果，建立的都是独断权力的中央威权，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立宪始终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确是20世纪中国的开端，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依然承受着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

[1]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关于阿伦特对于古罗马政治权威和美国革命的论述，参见［日］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斯日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7—187页；萧高彦：《施米特与阿伦特公民观念的比较研究》，见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民观》（《知识分子论丛》，第5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6—114页。

[2] 竞庵：《政体进化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545页。

[3] 参见孙中山：《军政府宣言》，见《孙中山选集》，第79页。

[4]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25页。

[5] 参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1073—1074页；《开明专制论》，见《梁启超全集》，第3册，第1473—1474页。

[6] 邹容：《革命军》，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