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恩自浅胡自深（第3/7页）

[20] 轨辙，就是轨道、车辙的意思。古代的马车轮子相当于现代的火车轮子，如果轮子和轨辙不合就不能走，所以秦始皇才要统一车轮。

[21] 卫国是殷商的故国（朝歌），卫侯是周朝初年分封的最高级亲王。春秋时代的卫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把丰富的遗产留给了秦汉大一统帝国。钱氏吴越政权在杭、越大兴水利，促进贸易，奠定了两浙繁荣的基石，把遗产留给了宋朝。

[22] 参见《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2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24] 曹操：《蒿里行》。

[25] 曹操：《蒿里行》。

[26] 韩侯少无赖，以带剑受胯下之辱。盖俗见以带剑尚荣皆贵族事，带剑而畏死者可耻之尤。

[27] 冯谖对孟尝君的主要不满是：主人给的待遇太低，不足以让他在社会上维持体面身份。如果待遇好，他就愿意给主人作出重大贡献。

[28] 苏秦在齐国，答应让齐国的外交政策配合张仪在秦国和魏国的外交政策。这段故事可能是《战国策》作者的虚构和夸张，但足以说明当时游士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忠于他们的东道主。从秦国对待游士的法律来看，他们的东道主对游士也不是完全信任的。正如共济会被认为是倾向共和派的秘密跨国团体，19世纪欧洲有许多真假难辨的流言指控他们打入政府高阶层，从事国际性颠覆活动，主要是密谋反对各国的君主制政权。杰斐逊和罗斯福都曾遭到这种攻击。

[29] 战国晚期诸子从开明自信转向悲观怀疑，从孟子和荀子的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孟子相信人性本善，民本和仁政最终会胜利。荀子则相信人性本恶，集权和吏治不可避免，其学说再进一步，就会变成残酷的韩非子学说。这些理论不是抽象的哲学人性论（古代中国没有脱离政治的抽象哲学），而是诸子在当时现实政治中的切身体会。在战国晚期的军国主义竞争中，齐宣王、魏文侯这样的开明君主销声匿迹了。，吕不韦和黄歇这样冷酷功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取而代之。韩非子冷静而无情地宣布：竞争道德和贤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未来属于赤裸裸的暴力斗争。

[30] “皮洛士式胜利”是指得不偿失的胜利。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在南意大利打败了罗马人，但军队损失太大，得不偿失，因此表示再也经不起一次这样的胜利。

[31]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

[32] 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谴责苏联体制、鼓吹苏联改革必要性的著作。

[33] 这是西班牙知识分子的段子。他们在卡洛斯国王实行民主后，失去了攻击对象（佛朗哥将军）和同仇敌忾的感觉，反倒有失落感。

[34] 宋襄公式的竞技式战争，以追求荣誉而非胜利为目的。

[35] 白起的长平之战取代了宋襄公的仁义大旗。春秋的贵族战争强调风度和礼仪，目标在于争取最大声望和外交利益，不能将对手（自己的表兄弟和姻亲）斩尽杀绝，因此孔子赞美的齐桓公、晋文公愿意以骑士风度保护弱小国家。战国的群众性战争只讲实力，胜利者会消灭失败者的全部青年男性。白起严重破坏了秦国的声誉，但舆论谴责丝毫阻止不了秦国的铁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仁政得天下”理论变成尖刻的讽刺。

[36] 香港报刊对自由党及其同路人（香港的亲企业家势力）的嘲笑。这些人在殖民时代是积极的亲英派，反对老左派和泛民主派；1997年以后突然变成积极的建制派，同样反对泛民主派。这种说法暗示他们不过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不像老左派始终亲北京、泛民主派对伦敦和北京同样要求扩大民主。

[37] 《后汉书·杨彪传》载“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孔融闻之，据理力争，后曹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38] 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人，“建安七子”之一。

[39] 《太平御览》引《魏书》：“太祖平邺，谓陈琳曰：‘君昔为本初作檄书，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

[40] 《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

[41] 《汉书·韦贤传》：“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42] 范文正公（仲淹）和曾文正公（国藩）。

[43] 指王权、贵族与国民之间的三角斗争。

[44] 《世说新语·轻诋》：“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