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工作（第2/2页）

结果是，过去人们眼中之卖淫与贫穷的因果关系，如今差不多被倒转过来。例如在18世纪末期，女权主义对于卖淫最早的重要考察乃聚焦于女性的失业。“众多的男性”侵占了此种女性职业，如贩卖“亚麻、纱布、缎带与花边……香水与化妆品……羽饰与小装饰……童帽与软帽”，普里西拉·威克菲尔德在1798年评论道，这致使“很多贫困的女性无法谋生，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卖淫求存”。玛丽·安·拉德克里夫在《女性代言人：恢复女性被男性所侵占之权利的一项倡言》（The Female Advocate：or an Attempt to Recover the Rights of Women from Male Usurpation）之中也同意，男性对于职业的垄断，迫使女性“不得不靠出卖美德来换取面包”。她们的个人经验都使其知晓在没有丈夫支持的情况下，女人要维持一个家庭多么不易。

在诸如玛丽·海斯与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等更为激进的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一批评益加激烈，卖淫有时候甚至被视为全部女性苦难的一个缩影。在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未完成的小说《女人的过错》中，主角在听闻一个妓女可怕的故事后，“遂陷入了深思……她由此考虑到女性之普遍受压迫的状态”。这种主张在18世纪90年代艰难的经济环境中具有特别的力量。不过在当时，人们早已认为就业机会不足乃是导致卖淫的主要原因之一。1758年有人评论道，“女性在商业中的就业很少，在制造业则更少”，因此她们沦落风尘不足为奇。另一位作者在1760年警告说，拒绝支持与雇用堕落的女子，认为她们与其艰难谋生，还不如“为了贞洁而殉身”，这种态度荒谬而虚伪。

结果是，在18世纪中期，慈善家们普遍主张应该向妓女提供某些种类的工作，以使她们能够诚实地生活，并且利用其劳动潜能发挥更好的作用。约翰·菲尔丁建议抹大拉之家成为一座公共洗衣房，这样就可以获得最大的效用。兰贝斯收容所则试图让女孩子们学会有用的手艺。不过，随着此一观念不断深化，一个后果也越发清晰地显现，即很难既解决那些女人的就业，同时又保证别的女人免于失业。“如果所有的亚麻都在这儿洗，那些贫苦的洗衣妇该怎么办呢？”一个评论者批评道，“难道不该马上又给她们建立一座救济院或收容所吗？”培训孤女与从良妓女学习缝纫、制衣或其他手艺，这只会毁掉那些以此谋生的女性，让她们沦落风尘。

一定程度上是出于避免此种矛盾，许多慈善家计划开辟新的就业领域。波斯地毯之市场的迅速成长，以及在国内垄断其生产的想法，第一次促使汉韦全面而严肃地考虑忏悔院的设想（见插图16）。还有人建议织边企业，以此“节省大量支付给法国与弗兰德斯的金钱”，或者由英国女性从事的制造业，正如“德累斯顿工厂，如今那极为流行”。经济理论家约瑟夫·马西认为，此种计划的各个方面都旨在降低外国的进口。

一个更值得攻击的靶子，则是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有许多行业被男人把持，”汉韦说，“但女性一样能够胜任，而其中颇有天分之人则可以做得更好。”约翰·菲尔丁列了一张表——“缝鞋与编鞋……制造各种海军使用的成衣……给表壳嵌钉……制作假发与薄板箱”。似乎存在着无穷的可能性：别针制造、为假发商编织头发、人造花朵、儿童玩具等等。人们希望，如果女性就业的领域可以拓宽，那么会有更少的女性在一开始就被迫沦落青楼。一位作者写道，在伯明翰，女性投身于各种男性职业，例如制表与雕刻。“我还被告知”，他骄傲地宣称，“在伯明翰，站街女已经销声匿迹。”

16.乔纳斯·汉韦早期对于忏悔院生活之想象：祈祷、健康饮食以及制造地毯的有益劳作。

尽管如此，当抹大拉之家以及兰贝斯与都柏林的收容所建立之后，其收容者所从事的都是些常规工作，而其收入亦甚微。除了早期曾尝试制作“土耳其风格”的地毯，她们主要是纺羊毛、亚麻，缠丝以及缝制衣裳，完全不是此前所设想之“全新的女性职业”。兰贝斯收容所多次张贴广告以招揽生意。它里面的女孩子缝制的“全镶边衬衫”价格两先令，“普通”的价格一先令六便士，女仆的直筒连衣裙则仅需一先令。不过需求甚微，结果这所慈善机构被迫拮据度日。其院内的部分场所被转租给一个鱼贩，一座马厩被改建为它的首座礼拜堂，园丁乃身兼看门人，而一个十四岁的盲童则负责在仪式上吹奏口琴（直到他的演奏引起了“强烈抱怨”，才花钱请了个音乐家来代替）。结果再次证明，性慈善事业的理想与实际成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