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与感性（第2/4页）

这一观念的影响极为广泛。正是基于此，学者们开始形成一种理论，整个人类文明之发展乃是通过男性逐渐对于女性的体贴与尊重——如果女性对于现代的男性具有这样的影响，那么毫无疑问，她们在过去也一定如此。各个时代相次之演进因此也就与女性在历史上地位的提升联系在了一起。正因为此，其他文化的相对滞后就可以被判定为其男性缺乏对于女性的尊重。这种类比已经在艾迪生1710年代的著作中有所暗示；而在1740年之后，它变得尤有影响，作为启蒙时期绘制人类社会进步蓝图之普遍兴趣的一部分。在当时许多先驱性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一如威廉·亚历山大1779年之所述：

我们几乎能总发现野蛮人中的女性沦为一种顺服的物种，或说得更确切，一种奴隶。我们也总是发现她们正在脱离此种境地，而男性也以一种相似的进度脱离着愚昧与兽性，步入知识与文雅。因此，我们在任何国家中发现女性所处的地位与环境，都最为准确地向我们表明了其人群所达到的公民社会之具体水准。如果他们的历史对于其他任何臣服者都不置一词，唯独提及他们以何种方式对待他们的女人，我们就能从中构建出对于他们的野蛮性或风俗文化的一个可以接受的评价。

其对于性规范的影响同样深远。这种认为女性在道德上优于男性的基本假定，成为了18世纪晚期、19世纪以及20世纪两性关系的基石之一。正如拜伦在1813年9月写给安娜贝拉·米尔班克的一封信中，像无数其他求婚者一样翻来覆去地说着那些陈词滥调：“我认为即使是最差的女人也可以让一个男人得到相当的声誉——她们比我们男人都好——而她们身上存在的缺点一定也来自于我们男人。”在公共生活中同样如此，这种观念得到了男性与女性的无尽赞扬。至18世纪中期，其日益强大的力量就已清晰可辨。浪荡子被一个美好女子的爱情所改造，成为了一种定式，这体现出一种观点，即在男性那里，淫乱是自然的184甚至吸引人的，但这可以通过与更高的女性道德之接触而被矫正。没有作家像理查森那样与这一主题作持续斗争。这多么令人愤怒啊，他私自沉思着，“千千万万的年轻女子……会崇敬一个好男人，而她们却要嫁给一个坏男人——登徒子们难道不是漂亮家伙吗？”“所有女人都自以为是，即便当她们知道那个男人曾经伤害过别人，也认为他不会且不能这样对待自己。”他的《近简集》因此警告说，“那种认为一个浪子可以变成一个好丈夫的疯狂主张，乃是年轻女性所接受的最危险的观念”，而《克拉丽莎》一书的写作更是特别驳斥了“那种危险却广为接受的观点，即一个洗心革面的浪荡子成为了最好的丈夫”。

然而矛盾的是，也很少有其他作家像理查森这样，从一种更高的立场倡扬女性贞洁对于男性贪欲所具有的改造力量。在其第一部小说中，浪荡子B先生在不断地接触到帕梅拉的美德之后，感到“我该认为自己配不上她，直到我能让自己的举止、情感以及行为与她自己的相和谐”。正如小说导言所展现的，她意在对其读者也产生此种影响，“希望每一个顽固的浪荡子在读到你之后，都能幡然悔悟”，其主张，“每一个忍不住阅读你的处女，能模仿那种美德，得到好报”，一如女主角。同样，克拉丽莎更高的德性也改造了洛夫莱斯的密友约翰·贝尔福德，于是他悔悟、改过，决心寻找与解救此前所有被他伤害的人，最终他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丈夫与父亲。甚至是最邪恶的浪子，在接触到贞洁处女的感情之后，也在弥留之际忏悔过往的行径。这就是哈格雷夫·波莱克芬爵士的命运，他是《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里面的恶少，而洛夫莱斯的命运也同样如此。在小说里，亦如在现实生活之中，女性道德之优越的观念极为强大。

在这一显著而肤浅的推断之外，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真相。事实上，那种关于女性应通过展现其固有的谦逊以驯化男性的假定，反映并延续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很多作者视之为当然，并大加赞赏。“正如自然赋予了男性之于女性的优势，使其拥有更强大的头脑与身体，”休谟写道，“他就得减少此种优势，尽量宽容行事，对于女性的嗜好与观念故意表示尊重与同情。”无需“多想，那样一种亲切而崇高的人格应该被置于一种荣耀的依附状态中”，乔治三世的一位牧师评论道，因为

如此温和、如此美好的心灵会将依附关系提升为一种优越与控制的力量。它自身带有美德之影响力与无法抗拒的强力，有力量控制那些最为狂暴的激情，它择善而固执之，由是可以征服并击败最为顽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