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制与伪善(第2/2页)

淫荡而伪善的改革者,因此成为了18世纪戏剧中一个常见的滑稽人物。在玛丽·皮克斯的滑稽剧《不同的寡妇》(The Different Widows)中,改革者德洛尔先生是一个伪善的傻瓜,他的妻子很鄙视他。有一次他被发现与一个年轻女人同床共枕,于是被迫坦白“有很多次,当我斥责邪恶的时候,我自己已经被引诱了”——所以许多“美丽纯洁的违法者”最后都上了他的床,而不是进了感化院。乔治·法夸尔的《恩爱夫妻》(The Constant Couple)塑造了一个年老的市议员斯莫格勒先生,他吹嘘自己对抗邪恶的努力,即使当他与声名狼藉的卢维尔夫人私通时。当她快被说服的时候,他宣示了真理:“我早就是一个偷情者,我还没有我看上去一半的虔诚。告诉你,小坏蛋,为什么我要伪装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神圣都是外在的,都是伪善。”在另一出戏中,主角是一个典型的“淫荡之克星”,市副议员德赖弗先生,他承认“私底下我自己爱着一个少妇”,而他的改革社团则对妓女与小偷进行敲诈勒索。

这类嘲讽作品追随的是一种悠久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把清教徒与其他狂热分子描写为伪装者与误导者。这一传统在18世纪之所以获得生命风行一时,正因为其唤起的道德异议显得越来越合理。道德改革者们不仅公开歧视底层罪犯,而且他们越来越公然地采用各种唯利是图的手段,甚至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拒绝同流合污已经没有意义,祛邪会的一名宣传家1804年写道,因为“耗子只能被白鼬在洞中捕获,邪恶只能在它的洞穴中追踪,那就得变得跟它一样”。结果便是,很多批评者发现妓女与监管她们的人之间在道德水准上没什么差别。沃德在1700年嘲讽道:“一个现代的祛邪者”乃是“一个最需要具备这种恶行的人,此人一无所用,除了像皮条客一样,依靠别人的淫行为生。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真心祈祷这个世界越变越糟,这样就能让他活得舒服,也让恶魔心满意足”。一百多年后,西德尼·史密斯以同样的观念批判了祛邪会:“那些人,他们的职业就是逮耗子,他们也热爱逮耗子;灭虫者欣喜地抓住虫子;惩治者欣慰地发现他的罪恶。最后来的人很快就变成了和先来者一样的生意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讲道德,或为他们各自的邪恶存于世间而感到痛心。”

5.一首幽默的歌谣(献给“所有改革的朋友”),说的是一个所谓正直的反对派牧师之下流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