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忠义超越民族（第2/5页）

当雍正帝表明了要坚决彻底地追究年羹尧之罪的意思后，内外官吏争先恐后地揭发年羹尧的罪状。每一条罪状都令年羹尧的爵位和官位降低，转瞬间他被剥夺杭州将军的职位，成为一介平民。而且在此之后罪状依旧接连不断地增加，政府汇总这些罪状参劾年羹尧，竟列出大逆之罪五条、欺罔罪九条、僭越罪十六条、狂悖罪十三条、专擅罪六条、贪婪罪十八条、侵蚀罪十五条、忌刻罪六条、残忍罪四条，总共九十二条罪状。最终，年羹尧免于斩首，被令自裁，长子年富被判死刑，十五岁以上之子被判流刑，全部家产被抄，时值雍正三年十二月。

最令人感叹怜惜的是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在针对她哥哥的判决下达之前，雍正帝被告知年贵妃病重，他下令若其病故则以高一级的皇贵妃之礼入葬。被明确给予期限的病逝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这不仅对年贵妃而言是悲剧，对雍正帝而言也绝对是沉重的悲剧。独裁君主不得不牺牲他的家庭生活。

有一事值得注意，即年羹尧被参劾的罪状之中最为严重的大逆之罪导致汪景祺连坐之事。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私人秘书，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将在受年羹尧延请后奔赴西部的途中见闻写成《西征随笔》，其中包含甚为僭越的内容。年羹尧读过此书，知道这些内容，但并没有参奏揭发他。这本书自然立即被清朝禁止出版发行，因此写了什么内容在当时是没人知道的，然而近年这本书在北京故宫被发现了。

现在我们看过便知，果然到处都是让雍正帝读后会生气的地方。他写到满族人去做地方官，因为不懂汉文，不能在所到之处顺利施行政治，即使如此也没有多少地方发生叛乱，这完全是侥幸；还称自雍正帝视为眼中钉的年羹尧任陕西总督后，施政周全，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最令雍正帝愤怒的是书中如下一个小故事：

先帝南巡杭州，杜诏方为诸生，于道左献诗，先帝颇许可之，赐御书绫字。杜捧归启视，则“云淡风轻近午天”四句也。某作七言绝句云：

皇帝挥毫不值钱，

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

云淡风轻近午天。[1]

这么说多少有些苛刻，就算不是雍正帝也会生气的，而且仅仅是讽刺的对象是天子这一点就比较麻烦了。何况这个故事揭露康熙帝学问方面的幼稚，那么自己会不会也因为是异民族而动辄被中国的文化人蔑视呢？过虑的清朝天子一下子怒火中烧。汪景祺被处斩，其妻被发遣到东北北部边疆为奴。汪景祺自己在书的序文中写道：

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义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

如此说来，汪景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吧。雍正帝在翻阅首页时题字：

惜见此之晚。

这句话现在依然留在书上，墨色分明。

因年羹尧事件连坐的还有一个文人——钱名世。他是当时有名的作家，但因赠年羹尧诗赞美其平定西藏之功而触了雍正帝的逆鳞。对他的处罚与众不同，雍正帝亲自为他挥毫写下“名教罪人”（道德上的罪人），制成匾额，命他挂于家门之上；并且不厌其烦地下令让朝廷官吏中善于写文章的人各自作诗一首，谴责他离经背道的行径，并汇成一册赠予钱名世，让其自费出版，并颁发给天下的学校各一册。该书的序文为雍正帝亲自所作。

接下来发生的文字狱是查嗣庭案。查嗣庭作为朝廷官吏被任命为江西省乡试（科举的最初级考试）的正考官，考试题目出的是“维民所止”一句。这是《诗经》中的句子，意为“这是人民所居住的地方”，但有人揭发“维止”二字是“雍正”二字的去头。雍正帝单凭此事不能将其治罪，因而搜查其家，发现两本日记，其中有诽谤康熙帝的政治的语句。然而无论如何，这个事件作为大逆罪处理似乎证据不够充分。在监狱被拘禁期间，查嗣庭病逝。后来雍正帝下达判决，查嗣庭被戮尸枭示，他的子孙被处以流刑，财产被抄没。原来查嗣庭被雍正帝盯上，是因为他被认为是朝中大臣隆科多的党羽。当时，隆科多与年羹尧内外勾结，多有专权的举动，因此受审，不久被参劾，共有四十一条罪状，但他毕竟是拥护雍正帝登基的功臣，因而没有被处死，仅被处以监禁之刑。

这些文字狱的登场人物以浙江人居多。汪景祺和查嗣庭是浙江人，接下来将要登场的吕留良也是浙江人。雍正帝大概是憎恨浙江人的。为了警戒众人，雍正帝命令取消浙江省的乡试。被取消乡试意味着该地区的人无法成为官吏的候补者，这对当地人民来说真是沉重打击。即使对清朝抱有反感，他们也依旧渴望得到官吏的地位。幸而浙江总督李卫受到雍正帝喜爱，在他的劝解下，禁令不久便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