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生杂谈（第11/30页）

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

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

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

（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

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

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

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