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背后的两位女性（第3/4页）

鲁迅、许广平和他们的儿子周海婴合影

等到周海婴十五六岁时，朱安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还问他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

但是，直到朱安去世，她也没有见过周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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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

之后，许广平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整理鲁迅作品的事业中。1937年4月，她将鲁迅1934—1936年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出版。又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及《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书。11月上海沦陷后，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许广平留在上海。1938年4月，她又编成了《集外集拾遗》。

留在上海，也给许广平带来了麻烦。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美国宣战。次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12月14日凌晨5时，许广平在寓所被捕，先被关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然后又被转送到汪伪的特务机关“76号魔窟”。

因为许广平是鲁迅的伴侣，了解熟悉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所以日本人希望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将进步的上海文化名人一网打尽。

在狱中，面对打骂、断食、拷打甚至电刑等各种折磨，许广平始终没有屈服，一字不吐。在关押了76天后，无奈的日本人最终让内山书店把许广平保释了。许广平曾说：“身体可以死去，灵魂却要健康地活着。”

与此同时，朱安的生活境遇也不好。

独守空房侍奉婆婆的朱安，晚年也陷入了穷苦困境。她甚至准备卖掉鲁迅的遗稿，这一行为引来了各方的反对。温顺的朱安第一次情绪激动地为自己辩护：

“你们总说要保护鲁迅先生的遗产，要保护鲁迅先生的遗产，难道我不是鲁迅先生的遗产吗？！”

晚年的朱安

这时候，是许广平一封封信写给了她，一笔笔款汇给了她（当时许广平自己也不宽裕）。

在鲁迅去世后，朱安一直拒绝别人的接济，包括周作人的钱（她知道丈夫与周作人关系不睦，且后来周作人在汪伪政府任职），却一直乐于接受许广平汇寄的生活费。朱安也对人说：“许小姐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

1947年6月29日，69岁的朱安孤独去世，临走前身边没有一人。

许广平当时无法赴京，汇钱托朋友为朱安办了丧事。但是，朱安生前希望葬在鲁迅身旁的愿望，没有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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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回到许广平和朱安。

鲁迅去世后3个月，上海文化界同人拟印一本鲁迅纪念集，大家认为书中应有一份“鲁迅年谱”。当时决定，民国以前由周作人写，南京和北京时期由鲁迅好友许寿裳写，上海部分由许广平写，最后由许寿裳汇总。

许寿裳并不打算回避鲁迅的婚姻和爱情生活的史实，但出于礼貌，他先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谅察。”

当时，许寿裳的年谱初稿是这样写的：“（民国）前六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民国）十六年，与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

许广平收到年谱初稿后，马上将自己写的一份初稿，寄给当时在北平的许寿裳，并附了一封信：“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彼此间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要有任何俗套。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

她并不同意许寿裳好心在初稿里写下的“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这样的说法。

在接到许广平的回信后，许寿裳按照她给的初稿，把年谱改为：“（民国）十六年，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外还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妇委会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职。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当时的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给国家有关部门。

在许广平自己的笔下，也没有回避朱安。

在朱安去世一年之后，许广平写了一篇散文，里面写道：“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

曾智中的《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许广平写下的这句话：“世事茫茫，人间沧桑，第一个在作品中为朱安留下姓名的，是许广平。”

馒头说

1919年，鲁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自己对包办婚姻的态度：“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