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下）（第6/8页）

今按：元袁桷（jué）国学议谓：“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縠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近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龀（tiáo chèn）诸生，相师成风，尚甚于宋之末世。知其学之不能通，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具不涉史者，谓自汉以下皆霸道。不能辞章，谓之玩物丧志。”是学风之陋，南宋以来已然。荆公早自悔：“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学究者，即学究一经之谓也。朱子有学校贡举私议，亦谓：“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è yí）相顾而不知所出。必欲乘时改制，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云云。

袁桷所举，固非朱子所逆料也。盖朱、王皆欲提倡一种新学风，而皆为科举功利所掩，其提倡之苦心深意皆失，而流弊转无穷。阳明继起，力倡良知而斥功利。然良知之说，仍为空疏不学者所逃。荆公、朱子、阳明皆有驱虚就实之意，而皆不胜世变之滔滔，则以学校之教不立故也。在上者仅知悬一标准以取士，而不知教育，则无论东汉之察孝廉，隋、唐之考诗赋，宋、明之试经义，其末流之不能无弊皆一矣。】

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渐尚意气。【时论言路四弊：一曰倾陷，二曰纷更，三曰苛刻，四曰求胜。】至万历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自标异。

明末以廷议误国，事不胜举。要之不度时势，徒逞臆见，是非纷呶，贻误事机。举其要者，流寇既起，内外相乘，若暂和关外，犹可一意治内；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无敢主和事者。陈新甲主兵部，力持议款，帝亦向之，事泄于外，群臣大哗，为杀新甲。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责其逗挠，朝廷屡旨促战；传庭曰：“往不返矣，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遂败死。贼既渡河，有请撤吴三桂兵迎击者，议者责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贼势燎原，或请南幸，或请以皇储监国南京，议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终至于一无可为而止。

谄媚与趋附，奋发与矫激，互为摩荡，党祸日烈。

至于地方生员，则有养无教，日益滋增，徒蠹公帑。

宣德中，生员定增广之额，初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嗣后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人愈多，习愈恶。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俊士之效赊，游手之患切。

又在地方仗势为恶，把持吞噬，实做土豪劣绅。

崇祯之末，开门迎贼，缚官投伪，皆出生员。

当时比之“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此顾亭林语，犹今人拟学生为“丘九”也。】

士习官方，至于万历之末而极坏。

顾亭林日知录痛论之，谓：“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又曰：“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

又曰：“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又曰：“举业至于钞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又曰：“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又曰：“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所著书、无非盗窃。”又曰：“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欲求天下安宁，斯民淳厚，如却行而求及前人。”

又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又曰：“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