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第7/8页）

而苏轼仍生异议。

谓：“兴德行在于修身格物。设科立名，是教天下以伪。策论、诗赋，自政事言之，均为无益。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毕仲游【西台集。】则谓：“汉、唐诸儒，多抱经白首，然后名家。近世如孙复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贯穿自成一说。熙宁、元丰之进士，今年治经，明年应举，经术但为利禄之具，尊经术而反卑之。举子止问得失，王安石在位，则经义欲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经义欲合司马光。风俗伤败，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诗赋虽欲取合而无由。习诗赋，必须涉猎九经，泛观子史。策论之中，又自有经义。涉猎泛观，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乱得失。而聪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见于大。至于经义，则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知一经而四经不知。诗赋声律易见，经义散文难考。诗赋出题无穷，经义问目有尽。诗赋必自作，经义可用他人。诗赋惟校工拙，经义多用偏见。”【刘挚立论亦略似。】似较苏辨更为就实。

王安石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自为正论。苏氏轻为立异，殊若无谓。至毕、刘所争，则事后流弊实情，王安石亦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此亦唐宋人才转变一大关键也。【清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力言科举时文之弊，请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求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章下，礼部覆奏，全用苏氏议论，舒议遂寝。文人一时标新立异，其见解乃足贻误六、七百年后人，亦可怪也。】

又如免役，苏氏兄弟初亦反对。【苏辙谓：“役人必用乡户，如衣之必用丝麻，食之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换。”】其后司马光复差役，苏氏却又不赞成。【苏轼云：“役可雇，不可差，虽圣人复起，不能使农民应差。王安石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又按：英宗治平四年，司马光亦曾极论衙前之害，至是乃排众议而复役，亦可惜也。】

他们的学术，因为先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采，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此层所以与洛学异。】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此层所以与朔学异。】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词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此层却得到南方派中一部分的同情，因南人大率好文词也。欧阳修、张方平等较前辈的南方文人，亦颇有近于蜀学者。】

后人说他们【苏氏兄弟。】“勇果于嘉祐之制策，而持重于熙宁之奏议，转手之间而两论立。”【陈龙川语。】但就其对新学之反对而言，则蜀、朔两派早就志同道合。【最先反对荆公者为吕诲、苏洵、张方平。张方平南人，其学却与蜀派相似。三苏自蜀来，张方平、欧阳修为之延誉。荆公独不许老泉，由其学术路径不同。相传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可见荆、蜀路脉早别矣。】

迨朔派力改新政，蜀派却又有些处似与洛派的意见较近。【此便是蜀派态度始终一贯处，并非先后有变。】但就学术意味言，则洛、蜀两派的裂痕，毕竟最难弥缝。【以后朱子承洛学，极抵蜀学，谓：“东坡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又谓：“荆公、东坡门人，宁取吕吉甫，不取秦少游辈。以吉甫犹看经书，少游翰墨而已。”（此刘后邨转述，见文献通考。）】

先秦诸子，虽则异说争鸣，但他们都没有实际把握到政权，因此在学术上愈推衍，愈深细、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只李斯为秦相，便弄出焚书坑儒的事来。西汉窦太后在朝，赵绾、王臧亦见杀。】北宋诸儒，不幸同时全在朝廷，他们的学术意见，没有好好发展到深细博大处，而在实际政治上，便发生起冲突。既为群小所乘，正人见锄，学术不兴，而国运遂中斩。

三、道德观念与邪正之分

宋儒的自觉运动，自始即带有一种近于宗教性的严肃的道德观念，因此每每以学术思想态度上的不同，而排斥异己者为奸邪。这又足以助成他们党争意见之激昂。

温公论张方平为奸邪，而苏氏父子则推之为巨人长德。程颐，洛学奉为圣人，而苏轼谓：“臣素疾程某之奸邪。”孔文仲【其人亦极论新法之非。】劾伊川疏谓：“其人品纤污，天资憸（xiān）巧。”刘安世至目程颐、毕仲游诸人为“五鬼”。谓：“搢绅之所共疾，清议之所不齿。”【刘挚则谓颐“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