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第2/8页）
熙宁间，王安石罢词赋、帖经、墨义，并归进士科，而齐、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质厚不能为文辞，榜出多是南人，北人极少。哲宗以后，遂许齐、鲁、河朔五路北人皆别考，然后取人南北始均。【元祐诸老即北人为多。】时谓“北人质厚，不能为文辞”，其实中唐以前擅文辞者，多北人也。【中唐以下，则诗人以江南为多矣。】陆佃（tián）在元丰八年有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进士解名劄子，谓：“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取一人；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则在南人意见中，尚觉南士机会不如北人。然南北分卷之制，直至明代，依然不能革。诚使公开竞选，北人到底争不过南人，不得不以此为调节也。【又按：唐韩愈欧阳詹哀辞言：“闽人举进士自詹始。”则当时闽人举进士者必甚少。此后三百年，至宋中叶，闽进士常六、七百人，居天下五之一。流寓他处，及占名数京师入太学者，尚不在内。新党人亦以闽人为盛。当时称吴、楚、闽、蜀。】
南北两方文风盛衰之比较，后面即反映出南北两方经济状况之荣枯。
司马光谓：“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盖文学、政事必待于师友风尚之观摩，社会声气之染习。大抵当时北方社会，经济日趋枯竭，故士人不能游学京师。南方经济较优，故游学者盛。当时如晏殊、范仲淹以及欧阳修辈，皆以南人居京朝，为名士之领袖，风气之前导也。
因此当时南人，颇有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较优，南方人经济上负担较重之感。
李觏（gòu）长江赋谓：“国家重西北而轻东南。彼之官也特举，此之官也累资。敛于此则莫知其竭，输于彼则惟恐不支。官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隳。为贪为暴，为寒为饥。如是而不为盗贼，臣不知其所归。”此乃一种极激昂之不平鸣也。
而在北人眼中，则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扩，似乎大非国家前途之福。
宋人笔记谓：“治平【英宗。】中，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用南人，专务变更，自此天下多事。’”此说本不可信，然在此故事中，却充分表现出北人讨厌南人当权用事之心理。
以中国疆域之广大，南北两方因地形、气侯、物产等等之差异，影响及于社会之风习，以及人民之性情；双方骤然接触，不免于思想态度及言论风格上，均有不同，易生抵牾。
神宗相陈旭，【升之。】问司马光：“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曾公亮、陈旭。】二参政皆楚人，【王安石，唐介。】必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此说不知确否，然必当时北人有以此论南人者。】又司马光与吕惠卿在讲筵，因论变法事，至于上前纷挐（rú）。上曰：“相与论是非，何至乃尔？”既罢讲，君实【光。】气貌愈温粹，而吉甫【惠卿。】怒气拂膺，移时尚不能言。人言：“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者！”
所以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南方智识分子一种开新与激进的气味，而司马光则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北方智识分子一种传统与稳健的态度。【刘挚谓：“今天下有喜于敢为，有乐于无事。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畏义者以进取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此风浸盛，汉、唐党祸必成。”挚对神宗，自言：“臣东北人，不识安石。”其言正足代表当时两派之态度也。】除却人事偶然方面，似乎新旧党争，实在是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在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之转动上，为一种应有之现象。
王安石新法，有些似在南方人特见有利，而在北方人或特见为有害的。
罗从彦遵尧录谓司马光所改法，无不当人心，惟罢免役失之。王安石免役，正犹杨炎之均税，东南人实利之。今按：罗亦南人，其言必信。政繁则役重，当时东南之役，谅必较重于北方也。【治平四年九月，司马光论衙前有云：“臣见国家以民间苦里正之役，改置乡户衙前，又以乡贫富不同，乃立定衙前人数，选物力最高为一户补充。行之十年，民困愈甚。向差里正，例有更番，借使乡有上等十户，一户应役，则九户休息，可以专意营生。今衙前乃一概差遣。其有力人户常充重役。自非家计沦落，则永无休息之期。以为抑强扶弱，宽假平民，殊不知富者既尽，贫者亦必不免。臣尝行村落中，见农民生具甚微，问之，曰：‘不敢为也。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据此，则北方苦役亦甚矣。盖当时官户不役，客户不役，官户既北多于南，客户亦以江、浙为独少。北方社会既贫困，而又免官户、客户，赀力高者不多，则被差更密，（如富乡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三百万；贫乡一等户五户，计赀五十万。富乡十五年一周，贫乡五年一周。富乡犹有休息，贫乡败亡相继。）故轮役者更见其苦。然则北方之反对免役者，必为盛拥客户之官户可知，文彦博告神宗：“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正在此等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