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第3/8页）

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项。前五事属于澄清吏治。【前一、二项从消极方面说，三、四、五三项就积极方面说。】后三事属于富强的问题。【第六项主求富，第七项主求强，第八项则为消极的减政主义。】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信赏必罚，为使法必行之法。【韩琦陈八事在前。一、选将帅，二、明按察，三、丰财利，四、抑侥幸，五、进有能，六、退不才，七、去冗食之人，八、谨入官之路。大体主张与范相似。】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仲淹在敷陈十事前有一冒头，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将此与下陈十事，先后次序比观，其意显然。

要澄清吏治，治标的先务是明黜陟，抑侥幸，让贤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

“明黜陟”是针对当时“磨勘”的制度而发。

仲淹说：“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众皆指为生事，必嫉沮非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纪纲之坏哉！”【按：磨勘始祥符后。】

“抑侥幸”是针对当时“任荫”的制度而发。

仲淹云：“真宗皇帝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子充京官。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

“精贡举”，最为根本之事，一时难见成效。

仲淹主罢“糊名”，参考履行。【糊名制始太宗淳化三年，自是科场规制日趋严密。然其弊则在仅凭一日文字之短长，而无从稽考其人平日之行义。】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而尤要在兴学校。时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择官长”，则从选各路监司官【按察使，由转运使兼。】下手，让每路的按察使来甄别各该路的官吏。

仲淹选监司，取班薄，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富弼曰：“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遂委各路按察使自择知州，知州择知县，不任事者悉罢。

仁宗对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独仲淹主复府兵（第七项），以朝臣不赞同而止。】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不到一年，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去。【庆历三年七月，仲淹为参知政事，四年六月出外。】仁宗虽心里明白，也挽不过举国汹涌的声势，终于许他卸责。【史称：“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

三、熙宁新法

宋朝事实上变法的要求，依然存在，范仲淹虽失败，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与范仲淹不同。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当时所谓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当时的所谓君子。

甚至连当时赞同范仲淹变法的诸君子，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亦反对王安石。

仁宗比较温和，因朝臣反对即不坚持。神宗则乾纲独断，尽人反对，依然任用。遂使后人对范、王两人评判迥异。

大抵崇范者并不在其事业，而为其推奖人才。诋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为小人所利用。对仁宗、神宗两人评论亦异，因仁宗能从众，而神宗主独断。

就熙宁新政与庆历变法对照，其间亦有差别。

熙宁新政之荦荦大者，如青苗，

以常平籴（dí）本散与人户，出息二分，春散秋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