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明的冲突文化信仰犯罪（第7/20页）

1922年，联邦调查局对于卓别林有记载的调查就始于这一年。调查局派出数名特工到卓别林的电影工厂当卧底，每天观察他的一言一行，试图发现其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系。不久之后，这些监视内容就以报告的形式被递送到了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伯尔恩斯的办公桌上，报告中出现了美国政府最害怕的东西。根据卧底们的观察，卓别林的电影工厂里有着大量的“布尔什维克”，这些“电影界的激进分子”最喜欢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在电影中宣传革命教育和工人运动”。

这份原本不太可信的报告在伯尔恩斯这里却有了更加扭曲的解释：“宣传工人运动”被解读成“为共产主义做宣传”。所以，伯尔恩斯以“电影宣传共产主义会对本国民众的思想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国家安全”为由，对卓别林开始了更加严密的监控。为了有充足的理由实施这一计划，调查员们罗列了大量的关于电影思潮的资料，通过电影界出现过的各种激进活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不久之后，对于卓别林来说更加倒霉的事情发生了。在联邦调查局担任重要职位，同时也是未来第二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候选人的胡佛也把目光集中到了卓别林身上。很显然，如果能够坐实卓别林的罪名，那么对于胡佛来讲就是一项非常有力的政治资本。即便胡佛自己没有野心，他的职责也会促使其开展之后的各种行动。被前后两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密切关注，这样的待遇对于一个喜剧大师来说实在是有些“受宠若惊”。于是，在胡佛的努力促成之下，本来就已经相当严密的监控再次提升了一个等级，估计就连卓别林上厕所的时候隔壁都会蹲着一个调查局派来的特工。

经过深入而严密的调查，一则令他们兴奋的消息送到了伯尔恩斯的办公桌上，有消息称卓别林匿名向美国共产党捐了1000美元的政治献金。如果这则消息能够被证实，那么就能以此事大做文章，甚至可以抓捕卓别林。为此，伯尔恩斯特批了大量的资源进行调查，结果忙碌了几年之后依旧一无所获，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捐款人就是卓别林。

按照常理，经过长时间的监控却没有发现丝毫有用的信息，联邦调查局应该放弃对卓别林的监控才对，至少也应该放松一下，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卓别林的表演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胡佛就任了联邦调查局局长。此时的联邦调查局开始遭受大量的非难，因为其直属于联邦政府，所以州政府和州警局显然不愿意凭空出现这样一个“顶头上司”来分割自己的权力。再加上此时的联邦调查局还不像后来在打击犯罪方面战功赫赫，而是自成立以来似乎已经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对于打击犯罪没有丝毫建树，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建议解散联邦调查局了。即便面临如此困境，对于卓别林的监控依旧没有丝毫放松，胡佛对于卓别林的态度执着得让人难以理解。

此后事情的发展更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信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联邦调查局闹了好大的一场乌龙戏。1941年6月，派去监视卓别林的特工再次找到了卓别林的“罪行”——卓别林曾经的一个仆人布莱克被认为是日本间谍。布莱克跟随卓别林的时间长达20年之久，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坐实了他的间谍罪名，那么胡佛就有足够的理由将这把火烧到卓别林的身上。联邦调查局对外公布了布莱克的罪行：协助日本情报组织了解美国重要的海军基地以及沿海的各种军事设施和发电站的位置。逮捕布莱克的新闻甚至登上了报纸的头条，当然这其中不乏联邦调查局炫耀功劳的成分，毕竟一直以来他们可以说是毫无建树。

然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转折，就在联邦调查局试图通过审讯进一步坐实布莱克罪名的时候，来自上级的信息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布莱克是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卧底线人，他的被捕直接导致了海军情报处的一系列计划破产，他们竟然把自己派到敌对势力中的卧底抓了回来……

虽然联邦调查局一直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卓别林“有罪”的证据，但胡佛就是对他“情有独钟”，大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气魄。1942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全美上下群情激愤，美国政府趁势对日宣战。出于对法西斯的痛恨，出于一个知名人士的爱国宣传义务，卓别林参加了大量的公共活动。本来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却被胡佛看作抓住卓别林“罪行”的良机。长达数千页的调查报告中甚至包含了卓别林说过的每一句话，以及卓别林每一次的公开言论。事实证明卓别林是无懈可击的，甚至该案的调查员们也开始相信卓别林是无罪的。可惜此时的胡佛已经对卓别林“难以自拔”了，他不愿承认自己认为“有罪”的卓别林其实是完美无瑕的，即便不能定罪，他也要将卓别林驱逐出美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