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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德的阁楼的墙上挂着一面长与身齐的镜子，在杠铃旁边。那是整栋房子里惟一一面挂着的镜子，对着它他可以尽情地欣赏自己的体格，因为在外面他总是戴着面具。

在鼓起一块块肌肉时他仔细审视着自己。四十岁的他完全可以在当地的健美比赛中出色地一展雄姿。可是他并不愿意。

在那个星期里他后来看到了布莱克的版画，他刹那间被吸引住了。

他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了一张面积很大的全色照片，那是作为一张插图配在一篇报道伦敦泰特博物馆回顾布莱克作品展的文章旁边。布鲁克林博物馆当时把《红色巨龙与披着阳光的女人》寄到了伦敦参加展出。

《时代》的艺术评论家说：“西方艺术中恶魔似的形象很少能像这幅画一样辐射出噩梦一般的性的力量……”多拉德不用看这句评语就能领略到画的魅力。

随后的几天他把这幅画带在身边，晚上在暗室里他把它拍下来并放大。许多时候他都很激动。他把画挂在健身室镜子旁边，锻炼的时候盯着它看。他只有在工作得筋疲力尽而且需要医疗影片帮他释放性欲以后才能入睡。

九岁那年他就知道在心灵的最深处他是孤独的，而且注定了一辈子都要孤独，这个结论是四十岁的人常有的。

现在在他步入四十岁的时候，他被一种臆想的怪诞的生活征服了，这种生活有童年时代的五彩斑斓、新鲜和直观。这种生活使他跨越孤寂前进了一步。

在其他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开始看到并且害怕自己被孤立的时候，多拉德的孤独感让他很能理解：他孤独因为他与众不同。在转变的狂热中他认定如果他向这个方向努力，如果他解放多年来他一直抑制的这些真实的强烈欲望——这些欲望是真真切切的灵感，如果他把它们当做灵感一样呵护——他一定会超凡的。

在画卷中龙的脸是看不到的，然而多拉德越来越明确地知道龙头的模样。

在客厅里他看着医疗方面的录像，做俯卧撑，并把嘴巴鼓圆以便能戴上外婆的假牙。假牙与他的畸形的牙龈不配套，而且他的下巴很快就疼得痉挛起来。

他在一个人的时候做做动作改变自己的下巴，咬硬橡胶塞直到嘴巴两侧的肌肉开始鼓起来，像含了两颗胡桃。

1979年秋天，弗朗西斯·多拉德从他可观的积蓄中取了一笔现金，从盖茨威申请了三个月的年假。他带着外婆的假牙去了香港。

他回来以后，红头发的艾琳和其他的同事都觉得假期对他很有益处，他变得更平静了。他们几乎没有察觉到他再也不使用员工衣柜或者淋浴室了——不过他以前也不常用。

他外婆的假牙又重新放在他床头柜上的玻璃杯里。他自己新做的一套被锁在楼上的书桌里。

如果艾琳能看到他在镜子前面的样子，把假牙戴好，新的文身在强烈的健身房的灯光下格外鲜丽，她会失声尖叫，然后昏倒。

有的是时间，他用不着慌忙，他拥有永恒。那时距离他选择雅各比一家有五个月。

雅各比一家是第一个帮助他的家庭，第一个把他向转变的光环中推进。雅各比一家比一切都要好，比他所知道的一切都要好。

直到利兹一家出现。

而现在，在他的力量和荣誉正成长的时候，谢尔曼一家又要来临了，还有红外线技术所允许的新的更亲近的接触。这将是最有希望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