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传 金木夜行考： 1911 大夜弥天（第10/19页）

金木没接话。他忽然问拐子：“你认识佘四德吗？上回你拉去的那个佘老先生他儿子。”拐子使劲嗯了一声，问怎么了。金木摇摇头，说没事。

半天，拐子叹口气：“烧是烧了，还不知道管用不。佘家人有事没有，还得等几天看看。林大夫说有时候这病三四天才看得出。”过会儿，又说：“这家子人都犟——一条道跑到黑，听说佘老四（佘四德）还闹着回老家呢。”

鞭炮嘈杂中，街角的一间屋子突然发出一阵哭丧声。有人从里头卸下门板，走出来穿着孝服的一男一女，跟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戴个孝帽子。男人在街口点着一沓黄纸，三人扑倒就哭，劈柴似的哭腔惊动对角的邻居，出门来劝。

那天夜里，金木睡觉没摘口罩。他在日记里说，到哈尔滨以来，那哭声让他头一次感觉害怕。日记的最后，他抄录了一段《老残游记》的序言：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

这半座城染鼠疫死的人，都有始无终。

复活

2016年，剑桥出版了一套亚洲史研究丛书，其中一本《现代亚洲的传染病》（Epidemics in Modern Asia）中，有个单独小章节介绍“鼠疫斗士伍博士（Mr.Wu.）”，除了介绍伍连德医疗生涯中几次防治鼠疫、霍乱，里面还特意提到一句：

“尽管亵渎了中国传统习俗，伍博士仍然向帝国请求火葬，并获得了准许。”[14]

《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中，演绎了傅家甸焚尸之后的一场戏。施肇基收到哈尔滨快马送来的疫情报告，电文上写着最新一天的死亡人数：168人。这个数字比前一天少了五人，也是鼠疫发生以来，死亡人数第一次减少。施肇基一跃而起，眉飞色舞。他站在院子里朗声大笑：“苍天在上，中国有希望了。”

史册的定论往往简单清晰，小说家之言总会添油加醋。彼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往往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相。

从死亡人数增长表上看，数字减少的第四天起，突然又有了几次回升。那是疑似隔离病房和接触隔离区出现了新的感染者。一名参与防治的俄国医生留有记录，当时有十节隔离车厢反复出现过患者，最多的时候，一节车厢一次性出现过11个疑似患者。[15]

2月5日早上5点多，伍连德和林家瑞带上防疫队四处查看，检查病房和隔离区的人；隔离车厢的医生全副武装，给每个接触者量体温；防疫警察依然严格把守四面关卡，控制人员的出入。

拐子驾着马车在街市里转了一圈，寻找大街小巷遗漏的尸体。车上放着消过毒的粗布毯子和铁钩子。

另有一些医生，带着防疫警察和工人，来到已经清空的疫病爆发区，在所有房屋、物品上喷射柴油，烧得干干净净。整个傅家甸回到了对火的原始崇拜——哪里有瘟神，就烧掉哪里。

巡视完接触隔离车厢，卫生警察队队长张骁偷了个懒儿。他没和谁打招呼，自己溜到了后街，恰好遇见了拐子。他跳上马车，递上根烟，跟拐子说：“拐个弯带我去天主堂吧。”

拐子把烟卷夹在耳朵后头：“去那儿干啥？我得去找死人！”

张骁赔笑，摘了口罩点烟抽，说：“逃过一劫，得去祈祷一下。”拐子瞥了张骁一眼，伸手掐了他的烟，“你自己想死，别害我。”

张骁戴上口罩，拍了拍拐子。拐子扯了两把缰绳，驾车往天主堂去。张骁信主，很虔诚，封城以来，没去过教堂，现在放松了点，想去看看。

当年参与傅家甸防治的工作人员，一共死了三千多人，最多的是士兵和辅助劳工，其次是警察和卫生警察，有八百多人。

除了医师和医学堂的学生，张骁是唯一留下回忆录的普通工作人员。他在回忆录中零碎记录了那天去天主教堂的片段：

“那天早上天还黑着，外面一个人也没有。地冻硬了。同拐子绕过天主堂一圈，还是没人。我看着十字架，想进去，问拐子能不能等我，要是没人，再坐车走。”

张骁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他绕到后院的侧门，喊了几声，还是没人。

“……觉得里头有事，叫了拐子一起在后院看。拐子使劲拍门，撞坏了门栓。他说，里面味不对。我们进了院子，看见了赵牧师和两个人，他正在叫那两人往屋里搬东西。那东西用麻布裹着。

“……拐子大喊什么东西，跳过去，又停下。他戴上搬尸体的厚手套，要揭开那麻布。赵牧师不让，又不敢碰拐子。拐子看我一眼，我就过去拉开赵牧师，那两个人放下了东西。我害怕，问赵牧师那是不是死人。他没说话。”

拐子跑回马车，拎了长钩子，勾住麻布的一角，慢慢揭开——里头裹着的，是个一人多长的巨型十字架。两根削了皮的松木棍子，中间钉在一起，麻绳捆着。张骁和拐子松了一口气，问赵牧师弄这么大的十字架干什么。赵牧师摇摇头，又点点头，画了个十字：“主会拯救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