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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和我像两个被遗弃的孩子，手拉手顺着斜坡走到勃兰特停着的厢式车前。我们都没说话。都没什么可说的。我回过头想最后看一眼雏菊号，但雨雾已经把她吞没。我看了看贝拉，发现她的眼睛亮得出奇，呼吸也很急促。

“他不会有事的，”我一边安慰她，一边放开她的手去开车门，“他们都很有经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这话我是用德语说的，即使这样听起来也挺傻。

她爬上厢式车坐到我旁边，又抓住了我的手。在我的掌心里，她的手指仿佛是自有生命的活物。跟她走得近一点儿，海顿总是坚持要求我这么做。在最近一次发回去的讯息中，我向他保证我会尽力而为。

起初我们俩就这么坐在车里，虽然沉默不语感觉却挺惬意。共同的经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又将我们分开。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因为我很紧张，不过一只手还是握着贝拉的手安慰她。不得不用双手握紧方向盘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手还放在我身旁，掌心朝上，等着我再去握。突然间我着急起来，不知道该把她送到哪儿去。急得有些荒唐。我想起了一家雅致的地下餐厅，那地方有贴着花砖的凹室，我常带银行界的情报员去那儿吃饭。餐厅里上了年纪的侍者能让贝拉感到宽心，这正是她需要的。接着我想起贝拉身上穿的是勃兰特的粗呢大衣、牛仔裤和胶靴，我自己的穿着也好不到哪儿去。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焦急地思忖着。天色越来越晚了。透过雾气，能看到村舍里的灯光亮了起来。

“你饿不饿？”我问。

她把手放回到膝盖上。

“咱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吃饭？”我问。

她耸耸肩。

“我送你回农庄去吧？”我提议。

“回去干吗？”

“呃，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打算怎么过？上次他离开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呢？”

“我好好歇歇，趁着他不在。”她说着笑出了声，我没料到她会这样。

“那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等他。”我大度地说道，语气里带着点儿上级的架势，“你是想一个人待着呢，还是想和其他流亡的人聚聚、聊聊天？最想做什么？”

“无所谓。”她说着从我旁边挪开了。

“跟我说说嘛。帮帮我。”

“我会去看看电影，逛逛商店，翻翻杂志，听听音乐，试着学习一下。无聊了为止。”

我决定带她去安全公寓。那儿的冰箱里有吃的，我心想。给她弄点东西吃，喝上几杯，打开她的话匣子。然后开车送她回农庄，或者给她叫部出租车。

我们开进了市区。我把车停在离安全公寓有两个街区的地方，扶着她的胳膊走上了路旁的林荫道。在黑乎乎的街上，跟任何别的女人一起走我都会这么做，但隔着勃兰特的衣服感到她光溜溜的胳膊时，我心里有些不安。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很陌生。在一座座屋子亮着灯的窗户后面，人们说着、笑着，仿佛我们俩根本就不存在。她紧紧抱住我的胳膊，让我的手挨在她的乳房上——准确地说是乳房的下部，我隔着几层衣服都能清晰地感觉出它的形状。我想起了圆场酒吧里的笑话，说有些情报官员最有价值的情报都是从床上搞来的。我想起海顿问过我她的奶子是不是挺大。我觉得很羞愧，把手抽了回来。

公寓的大门旁边有一扇活板门。我打开门上的锁，招手让她先进去，这时她转过身用双手捧住我的脸，在我的眼睛上亲了亲，先是一边，然后是另一边。我紧紧搂住她的腰，觉得她简直是轻若无物。她开心极了。借着公墓里昏黄的灯光，我能看见她在微笑。

“别人都死了，”她兴奋地低声说，“可我们还活着。”

我在她前头走上了楼梯。上到半路，我回过头看了看她是不是还跟在我身后。我害怕她会改变主意。总而言之，我就是害怕——倒不是因为我没碰过女人——多亏了梅布尔，我已经有了经验——而是因为我心里知道，现在遇见的这个女人和我以往认识的完全不同。她就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自己的鞋子，脸上还带着笑。

我替她打开了房门。她走了进去，又亲了我一下，快活地笑出了声，好像我是在结婚那天抱起她跨过门槛似的。我傻乎乎地想起苏联人从来不在门口握手，说不定拉脱维亚人也是一样，说不定她刚才的吻是某种驱邪的仪式。我本来是要问她的，但那时候我都快说不出话来了。我关上门，走到房间那头点着了火。其实那玩意是个电暖炉，只要屋里的温度低就会卖力地吹出呼呼的热风，但热起来之后就是一阵一阵的了，像一只在做梦的老狗。

我走进厨房去拿酒。回到房间时她不见了，浴室门下边透出了灯光。我仔细地在桌上摆好刀叉、勺子、奶酪、冷餐肉、杯子、纸巾，还有我能想到的所有其他东西，因为这套待客的规矩能拉开距离，让我免受尴尬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