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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不用去正视当时的难堪。每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幕,我就会不自觉地切换成史迈利的视角。我想象着史迈利处在他的位置上会作何感想。
摆在他面前的情形很容易就能勾勒出来。想象一下吧:一个很努力的见习学员,总想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抽着烟斗,当过水兵,知道什么时候该点头赞成,年纪轻轻却巴不得赶快进入中年,这就是六十年代早期年轻的内德。
但他身后的背景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他对我的判断。圆场当时处境艰难,深受莫名其妙的挫败的困扰,不过当时我并不知情。本的情报员被捕固然很不幸,但在圆场全球范围遭遇的一连串灾难之中,那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件。在日本北部,圆场的一个监听站连同三名成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地区,我们的撤离路线一夜之间被端掉。我们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情报网都在几个月内相继被破获。在华盛顿,我们的美国表兄对我们的可信度表示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还威胁要彻底切断双方之间的特殊纽带。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猜测成了家常便饭,人人自危的心态逐渐产生。任何情况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什么随机事件。即使圆场取得了胜利,那也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下留情。因为别人的罪行而受到牵连的事随处可见。在美国人看来,圆场里头养着的“地鼠”33不仅仅是一只,而是整整一窝,他们狡诈无比,互相抬举着往上爬。让这帮地鼠走到一起的并不是什么要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虽说这种信仰也够糟糕——而是英国佬之间可怕的同性恋风气。
我看了本的信。只有二十行,没署名,写在情报部没有水印的白色信纸上,只有一面。是本的字迹,但写得歪歪扭扭,没涂改过。没错,他很可能是喝醉了。
信里对我的称呼是“内德亲爱的”。这封信让本的双手爱抚着我的脸颊,让我的嘴唇凑向他的嘴唇。它亲吻着我合上的眼睛,还有我的脖子。感谢上帝,信中涉及肉体的部分到这儿就打住了。
信里没有什么形容词,也没有文采。正因为没有这些,它才越发令人震惊。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矫揉造作。它并非来自古代,不是希腊人所写,更不是1920年代34的产物。它是一个男人对同性之爱毫不掩饰的渴求,而我始终都只把这个人当做自己的好朋友。
可当我看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写下它的人确实是本,真实的本。饱受痛苦煎熬的本坦白道出了我从未意识到的感情,但当我看到信中的述说时,我得承认这些感情是真实的。也许这已经让我成了有罪之人——我的意思是,我毕竟是本渴求的对象,尽管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招惹他,也没有同样地渴求他。他在信上说对不起,然后结束了。我觉得信并不是没写完。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不知道。”我说道。
我把信还给史迈利。他接过信放回口袋,眼神始终没离开我的脸。
“或许你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意识到而已。”他说。
“我不知道,”我怒气冲冲地又说了一遍,“你到底想让我怎么说?”
你一定得明白史迈利是多么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会唤起怎样的敬意。他在等着我说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耐心有着让你不得不服的巨大力量。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噼里啪啦鼓掌似的雨声随之响起,伦敦的暴雨落在窄巷中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如果史迈利当时告诉我他能呼风唤雨,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反正在英国你根本看不出来。”我忿忿地说,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只有天知道。“杰克·阿瑟没结婚,对不对?晚上他没地方可去,就跟小伙子们喝酒,一直喝到酒吧关门。然后他还要再喝点。谁也没说杰克·阿瑟是个同性恋。可要是明天有人逮到他和两个伙夫睡在床上,我们就会说这事大家早就知道了。我也会这么说。这种事根本没法解释。”我磕磕巴巴地往下说,说得全然不对,想找到一条出路却徒劳无获。我知道只要一开口辩解就会显得心虚,但我还是不管不顾地继续辩解下去。
“我说,那封信是在哪儿找到的?”我问道,想重新掌握主动。
“他书桌的抽屉里。我好像已经告诉你了。”
“抽屉是空的?”
“这重要吗?”
“当然,当然重要了!如果信是塞在一堆旧文件里的,那还好说。如果是摆在抽屉里故意要让你们找到,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说不定他是被逼着写的。”
“哦,我敢肯定他写信是迫不得已,”史迈利说道,“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在迫使他。他孤独得要命,你知道吗?如果他的生命中除了你再无旁人,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