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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不用去正视当时的难堪。每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幕，我就会不自觉地切换成史迈利的视角。我想象着史迈利处在他的位置上会作何感想。

摆在他面前的情形很容易就能勾勒出来。想象一下吧：一个很努力的见习学员，总想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抽着烟斗，当过水兵，知道什么时候该点头赞成，年纪轻轻却巴不得赶快进入中年，这就是六十年代早期年轻的内德。

但他身后的背景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他对我的判断。圆场当时处境艰难，深受莫名其妙的挫败的困扰，不过当时我并不知情。本的情报员被捕固然很不幸，但在圆场全球范围遭遇的一连串灾难之中，那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件。在日本北部，圆场的一个监听站连同三名成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地区，我们的撤离路线一夜之间被端掉。我们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情报网都在几个月内相继被破获。在华盛顿，我们的美国表兄对我们的可信度表示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还威胁要彻底切断双方之间的特殊纽带。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猜测成了家常便饭，人人自危的心态逐渐产生。任何情况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什么随机事件。即使圆场取得了胜利，那也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下留情。因为别人的罪行而受到牵连的事随处可见。在美国人看来，圆场里头养着的“地鼠”33不仅仅是一只，而是整整一窝，他们狡诈无比，互相抬举着往上爬。让这帮地鼠走到一起的并不是什么要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虽说这种信仰也够糟糕——而是英国佬之间可怕的同性恋风气。

我看了本的信。只有二十行，没署名，写在情报部没有水印的白色信纸上，只有一面。是本的字迹，但写得歪歪扭扭，没涂改过。没错，他很可能是喝醉了。

信里对我的称呼是“内德亲爱的”。这封信让本的双手爱抚着我的脸颊，让我的嘴唇凑向他的嘴唇。它亲吻着我合上的眼睛，还有我的脖子。感谢上帝，信中涉及肉体的部分到这儿就打住了。

信里没有什么形容词，也没有文采。正因为没有这些，它才越发令人震惊。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矫揉造作。它并非来自古代，不是希腊人所写，更不是1920年代34的产物。它是一个男人对同性之爱毫不掩饰的渴求，而我始终都只把这个人当做自己的好朋友。

可当我看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写下它的人确实是本，真实的本。饱受痛苦煎熬的本坦白道出了我从未意识到的感情，但当我看到信中的述说时，我得承认这些感情是真实的。也许这已经让我成了有罪之人——我的意思是，我毕竟是本渴求的对象，尽管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招惹他，也没有同样地渴求他。他在信上说对不起，然后结束了。我觉得信并不是没写完。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不知道。”我说道。

我把信还给史迈利。他接过信放回口袋，眼神始终没离开我的脸。

“或许你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意识到而已。”他说。

“我不知道，”我怒气冲冲地又说了一遍，“你到底想让我怎么说？”

你一定得明白史迈利是多么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会唤起怎样的敬意。他在等着我说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耐心有着让你不得不服的巨大力量。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噼里啪啦鼓掌似的雨声随之响起，伦敦的暴雨落在窄巷中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如果史迈利当时告诉我他能呼风唤雨，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反正在英国你根本看不出来。”我忿忿地说，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只有天知道。“杰克·阿瑟没结婚，对不对？晚上他没地方可去，就跟小伙子们喝酒，一直喝到酒吧关门。然后他还要再喝点。谁也没说杰克·阿瑟是个同性恋。可要是明天有人逮到他和两个伙夫睡在床上，我们就会说这事大家早就知道了。我也会这么说。这种事根本没法解释。”我磕磕巴巴地往下说，说得全然不对，想找到一条出路却徒劳无获。我知道只要一开口辩解就会显得心虚，但我还是不管不顾地继续辩解下去。

“我说，那封信是在哪儿找到的？”我问道，想重新掌握主动。

“他书桌的抽屉里。我好像已经告诉你了。”

“抽屉是空的？”

“这重要吗？”

“当然，当然重要了！如果信是塞在一堆旧文件里的，那还好说。如果是摆在抽屉里故意要让你们找到，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说不定他是被逼着写的。”

“哦，我敢肯定他写信是迫不得已，”史迈利说道，“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在迫使他。他孤独得要命，你知道吗？如果他的生命中除了你再无旁人，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