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人名堂 16（第3/6页）

我们学会了预料他们的举动。就像禽兽，我们的生存本能变得高度敏锐。营内的人丁数目就是最可靠的预警指标。营里人太满了，他们就该选人杀了，从来没有发出过什么警告。点名过后，他们命令我们在营区的大路上排好队，等待着门格勒和他的筛选小组，等待着一次或生或死的机会，去证明我们还有干活的能力，还有活下去的价值。

筛选过程延续了一整天。有些人根本没机会站在门格勒的桌前接受筛选，他们早就被党卫军的虐待狂“选中”了。有个名叫陶布的虐待狂，他就喜欢让我们“做锻炼”，据说是为了让我们在选官面前更强壮。他强迫我们做俯卧撑，接着他会命令我们把脸埋在淤泥里，挺着不许动。陶布有个特殊的手段，专门用来惩罚那些忍不住挪动的女孩子。他会用脚踩住她的头，将全身重量压上去，踩碎她的头骨。

最后，我们来到“法官大人”面前。他上下打量我们，记下我们的编号。张嘴，张大下巴。举起胳膊。在这个污水坑一样的地方，我们努力地保持健康，然而根本做不到。谁要是喉咙疼，就可能被送去毒气室。药膏是宝贵的，怎么能浪费在犹太人身上。所以，手指划伤了也可能被门格勒选送到毒气室。

如果我们通过了目测，我们的法官大人还要最后搞一道测试。他指着一道阴沟，说：“跳吧，犹太人。”我来到沟前，鼓起全身气力一跳。落在另一边，就能活，至少可以活到下一次的死亡筛选；如果掉进沟里，那我就得被拋上平板车，开往毒气室。我第一次经历这种疯狂的时候，心想：我是德国的犹太裔女孩，来自柏林的体面人家，父亲是著名画家，为什么要去跳这道沟？那次过后，每次我除了想跳到对岸去，双脚站稳，再没别的想法。

罗莎是我们这个新家庭里第一个被选去的。她不幸染上了疟疾，病得很重，偏巧赶上一次“大选”。门格勒眼光专业，逃不过去的。罗吉娜求那魔鬼把她也一起选去，这样她的姐姐就不用在毒气里孤单死去。门格勒微笑着，露出两排牙齿间的缝隙：“你很快也会去的，不过你还能再工作得稍久些。到右边去。”平生第一次，我庆幸自己没有姐妹。

罗吉娜不吃东西了。他们打她的时候，她也似乎浑然没有知觉。她已经迈过了那条线。她已经死了。下一次选人的时候，她耐心地等候在队伍里，熬过了陶布的“锻炼”，逃过了踩碎头颅的厄运。当她最终来到选官的桌前，她扑向门格勒，想用一把勺子的勺柄扎穿他的眼睛。—名党卫军开枪打中了她的腹部。

门格勒显然是怕了：“别为她浪费毒气！把她扔进火里！用她填烟囱！”

他们将罗吉娜拋上一辆推车。我们看着她走远，祈祷着她到达火葬场之前就早些死去……

1944年秋，我们开始听得见俄军的枪炮声。九月，集中营第一次响起了空袭警报。三周过后，警报又响起来，营区的高射炮第一次开了火。同一天，位于第四火葬场的特遣队暴动了。他们用斧头和锤子攻击了党卫军警卫，在火葬场放起了火，后来就被机枪镇压下去了。一周后，炸弹落在营内。我们的“主子”们开始表现出焦灼。他们看起来不再是那么不可战胜，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害怕：这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快感和微小的希望，毒气屠杀停止了。他们依旧杀人，不过他们必须亲自动手了。被选出来的囚徒在毒气室里或在第五火葬场附近被枪杀。很快，他们就开始拆除火葬场。我们幸存的希望越来越大了。

从那年秋天到冬天，处境恶化了。食物不足，每天都有许多妇女晕倒、饿死、累死。伤寒带走了很多人。到了十二月，盟军的炸弹落在了法本公司的合成燃料和橡胶厂里。几天后，盟军又进攻了，不过这一次炸弹投在比克瑙城内的党卫军诊所的营房里，炸死了五名党卫军。集中营的卫兵越发躁怒，越发难以预料。我躲着他们。我尽量把自己藏起来。

新年到了，1944变成了1945。我们能感觉到奥斯威辛正在死去。我们祷告着诅咒它死得快些。我们讨论着该做什么。我们该不该等着俄国人来解放我们？我们该不该尝试逃跑？如果我们成功越过铁丝网，又该往哪里去？波兰的农民恨我们，和德国人没什么两样。我们等着吧。此外还能做什么呢？

到了一月中，我嗅到了烟味。我顺着营房的门向外望，营区里到处是熊熊燃烧的篝火。这气味很异样。这是第一次，他们烧的不是人。他们烧的是纸——他们在烧自己的罪证。纸灰在比克瑙飘飞着，如同雪花：两年来我第一次露出微笑。

1月17日，门格勒走了。快终场了。午夜过后不久，做了一次点名：我们被告知，整个奥斯威辛集中营将会撤空。帝国依然需要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人步行撤离，生病的留在原地听天由命。我们排好了整齐的队伍，五人一列，撤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