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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伦敦海平面的人来说，说出这种话自然轻而易举。”1925年1月，我和理查坐火车前往苏黎世时，他这样评价。

“我真想把希克斯先生送到珠峰26,000英尺的地方，看看他如何气喘吁吁、干呕并且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上下前后地乱蹦，”理查接着说，“然后问问他，他是不是觉得他自己是个‘不中用的东西’。我真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即便在海平面上也是一样。”

正因如此，在我们自己的珠峰探险中，我们初步计划带上25套经欧文改装的芬奇式吸氧设备和100个氧气罐。（1924年，马洛里和他的队员们带了90个氧气罐，供12名登山队员和高山挑夫使用。我们的氧气罐数量比他们的要多。而且这次只有我们三个人登山）“那个叫雷吉的表亲呢？”让-克洛德曾这样问，提醒理查不要忘了布罗姆利夫人的条件：带上在布罗姆利茶园种茶的那位表亲和我们一起去。

“‘雷吉表亲’当然是留在大本营啊，呼吸呼吸16,500英尺高山上夹杂着浓郁牦牛味儿的空气。”理查说。

此时此刻，时值今年的第一个月，天气寒冷，我们即将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很有可能就此丧命，所以理查希望我们去一趟乔治・芬奇的第二故乡苏黎世见见这个人，和他聊一聊。（理查曾经邀请他来伦敦，并表示会支付车马费，这么做非常合情合理，毕竟我们有三个人，而芬奇只有一个人，不过这位性情暴躁的登山者在电报中回复道：“现在整个英国都没有这么多钱能引诱我回伦敦。”）

我们在皇冠大厅饭店见到了乔治・英格尔・芬奇，即便是从苏黎世豪华餐馆的高标准来说，这里都堪称奢华，而且这里在全欧洲都享有盛名。理查告诉过我们，虽然皇冠大厅饭店曾有着辉煌的历史，可近些年来，这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在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期间内，这家古老的餐馆一直凭借其在19世纪的卓越声誉才得以惨淡经营。然而，希尔达・扎姆斯蒂格和戈特利布・扎姆斯蒂格夫妇买下了这个地方，将之装饰一新，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型公司，包括一位新厨师，一份包含了最美味的巴伐利亚美食、经典美食和瑞士美食的菜单，并且提供最高级的服务，使得这家餐馆达到了瑞士和苏黎世真正的优秀标准。因此，在几英里之外的边界那一边，德国人食不果腹，而瑞士的银行家、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公民则可以享受到奢华盛宴。

皇冠大厅饭店位于拉米大街4号，在苏黎世大学西南方不到1英里处，而利马特河正是从此处汇入苏黎世湖。一月末的风吹拂着湖水，时不时地被行驶在宽阔的拉米大街上的有轨电车遮挡，那车子噗噗驶过，声音轻柔，而我虽然穿着最厚的羊毛正装大衣，还是被冻了个透心凉。

就是在这一刻，我才发现我自己特别想知道，如果在苏黎世的拉米大街上，瑞士的一座湖上吹来阵阵微风，被风吹了一会儿，我都快被冻僵了，牙齿直打战，那么我究竟怎么才能在26,000多英尺高的珠峰上，征服亚北极区的狂风，并且活下来？

我原以为我在波士顿、纽约、伦敦和巴黎已经享尽美食了，那时候吃饭时要么用我姑姑留给我的遗产付账，要不就是理查慷布罗姆利夫人之慨来埋单，可皇家大厅饭店自然是我踏足过的最大也是感觉最为正式的餐厅。我们和芬奇见面的那天是这家餐厅这一周里唯一供应午餐的一天，男服务员、餐厅领班和其他工作人员依旧穿着礼服。到处都摆放着高大的盆栽植物，这个角落里，那根柱子边，还有那扇窗户附近，可谓无处不在，这些植物看上去太正式了，失去了植物的味道；似乎它们也希望穿礼服。

我穿的是那套理查在伦敦给我买的深色西装，但是走过苏黎世皇家大厅饭店那巨大的宽敞空间，坐在午餐桌边的大都是穿着正装的男子，也有一些优雅的女士，我不禁意识到，在欧洲上流社会里，我依旧感觉那么心神不定。即便脚穿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双精心擦拭过的黑色礼服鞋，可我突然觉得这家大型餐厅里的每个人肯定会认为我的鞋子又笨拙又破旧。

我们被带到一张餐桌边，上面铺有白色亚麻桌布，摆着银餐具。有个男人坐在那里，此人个子不高，很瘦，一张脸轮廓清晰。他压根儿就没注意已经倒好的红酒和清水，似乎沉浸在他正在阅读的那本书中。芬奇是这家餐厅里唯一一身日常粗花呢西装和背心打扮的人，而且当时看上去并不整洁（背心上落着烟灰），他很舒服地跷着腿，摊手摊脚地坐在那儿，毫不在意周围的事物，我认为只有非常非常富有或者非常非常自信的人才会如此。理查轻咳一声，这个面容瘦削的男人抬起头，合上书，将之放在桌子上。那本书的标题很长，字体很大，而且是德语，我根本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