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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小心的。”我说，甚至不肯定在这个奇怪、悲伤又愤怒的国家里，需要怎样“小心”，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小心才行。

理查并没有提前订好宾馆。我们买了晚上10点回苏黎世的卧铺。我有点儿想不通这一点，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慕尼黑豪华酒店房间的费用算在布罗姆利夫人的预付款开支账户上。我知道，和让-克洛德不一样，理查既不恨德国，也不恨德国人——我还知道，自从一战爆发以来，他经常到这里来——所以，根本就不是因为焦虑或害怕，我们才会连个好觉都不睡，便如此急匆匆地今天晚上就离开这里。我感觉，就是因为要和那位登山者布鲁诺・西吉尔见面，所以理查才会陷入这种我不理解的忧心忡忡的状态。

西吉尔在一封简短的电报里说他同意和我们见面——就见一小会儿，因为他是个大忙人（他就是这么说的）——地点就在慕尼黑东南边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里。见面时间定在晚上七点，我和理查还有时间把我们的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在车站头等车厢休息室的卫生间里稍稍梳洗一番，然后打着深色雨伞，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家商店也没有的奇怪街道上逛了一两个钟头，然后坐出租车去了市郊。

慕尼黑看上去十分老旧，称不上风景如画，一点儿吸引我的地方都没有。雨依旧很大，雨点砸在石板木瓦房顶上，一条条街道上既昏暗又阴冷，和任何一个波士顿的十一月夜晚毫无区别。自打我知道要来德国之后，我总觉着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触德国，应该是在美丽的夏日暮光下，在菩提树下的大街上闲逛，街上还有数百位穿着考究又友好的德国人，向我说“Guten Abend（晚上好）”。

大雨倾盆而下，出租车车窗刮雨器徒劳地刮擦着玻璃上的水流，我们穿过河上的一座桥，桥很宽阔，却空无一人。几分钟之后，那位非常不客气的出租车司机用蹩脚的英语宣布我们到了——也就是紧邻罗森海马大街的海德豪森区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并且找我们要三倍车费。理查仿佛是在点数假钱似的点数了一大摞高面值德国马克，没反驳一句话，就付了车费。

啤酒馆的石拱入口非常巨大，Büerger（贝格），Bräu（勃劳）和Keller（凯勒）几个字自上而下排列，雕刻在一个拙劣的圆形雕花环中间，这个石雕花环是椭圆形，凹凸不平，底下是个石拱顶。雨水从陡峭的石板房顶上和溢满水的檐槽里流到石拱门上，再哗哗向下流淌。穿过拱门走到真正的大门，就好像是正在走进火车站而不是什么酒吧或餐馆。不过好在到了门厅之后总算不用淋雨了。

当我们真正到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面的时候，理查和我都惊讶得一步也迈不开了。

这里得有两三千人，大部分都是男人，坐在桌边用硕大的石杯大口喝着啤酒，这些石杯如此粗制，仿佛今天下午才在森林里开凿而成，而且这个地方简直巨大无比，充斥着回声，更像是个巨大的会堂，而不是我以前所见过的各类餐馆或酒吧。说话声，手风琴乐声——如果那不是有人在被严刑拷打时发出的叫喊声的话——向我袭来，真像是一股冲击波袭来一样。这里的气味是另一股冲击波：三千个只是胡乱洗洗或根本就没洗澡的德国人，从他们所穿的粗糙衣服来看，大多数都是工人，他们身上的气味混杂着浓浓的汗臭味就像惊涛巨浪一样朝我们涌来，其中夹杂的啤酒味是如此浓烈，以至于我真以为自己掉进了啤酒桶里。

“迪肯先生？来这边。这儿！”一个男人大喊着发出命令，而不是在请求。他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屋子中间一张拥挤不堪的桌边。

我猜站在那里的那个男人就是布鲁诺・西吉尔。他瞧着我们穿过这个喧闹的地方走近他身边，目光冰冷，一双蓝眼一眨不眨。欧洲人都知道，他是个很棒的登山者，按照那些登山运动杂志所说，此人极为擅长在从无人踏足的阿尔卑斯山山坡上找路。可在我看来，除了因为那件深褐色汗衫袖子卷起来而露在外面的一节结实的前臂，这人压根儿就不像个会登山的人。此人太过刻意地追求肌肉发达，太过上重下轻，太过矮壮结实，太过身材短粗。西吉尔的一头金发剪得很短，头顶上的头发扁平，就像硬毛刷一样，而两侧的头发则被剃得一点儿不剩。有很多块头更大的人和他一起坐在桌边，头发都修剪成差不多的样子。对于西吉尔来说，这个发型可不好看，因为这样正好显得他那对招风耳从花岗岩石块一样的脸孔两侧突出来。

“迪肯先生，”我们走向桌边时西吉尔说。这个德国人低沉的声音穿透了啤酒馆里嘈杂的说话声，仿如一把尖刀刺穿了柔软的肉。“欢迎到慕尼黑来，几位爱登山的朋友。通过《登山杂志》和其他途径，我可以说是久仰你的大名，知道你是很多山峰的首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