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5/8页）

“恶性疟原虫。”他做出诊断。那位父亲皱起眉头倾身向前，感到迷惑。他的英语很好，但没有好到能够听懂医学术语。“那是疟疾的变种，对斯沃博达医师所开的氯喹类药物具有抗药性。”

莫伊大夫给孩子开了广谱强力抗生素药物处方，还安排了静脉注射。起初，这似乎起作用了。过了一周，药效消退后，病情又出现了。这时候，做母亲的变得歇斯底里，她再也不相信外国药物，坚持要带儿子飞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到了莫斯科，男孩立即被送进克格勃的专门诊所。这是因为，商务二秘尼古拉·图尔金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图尔金少校。

诊所条件很好，因为克格勃间谍要去世界各地就职，那儿还有一个热带疾病专科。由于小孩的病情不容易诊断，于是被直接安排给了科主任格拉祖诺夫教授进行诊治。他看了内罗毕的两份病历，进行了一系列CT和超声波扫描检查。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在苏联的其他部门是享受不到的。

检查结果使他深为担忧。扫描显示，男孩体内多个器官都有内部脓肿。他把图尔金夫人叫到办公室来，神情十分严肃。

“我知道这是什么病，至少，我能够肯定我的诊断，但是，这个病治不了。使用大剂量的抗生素进行治疗，你的儿子也许能活一个月。再长的话，就不大可能了。我很遗憾。”

母亲泣不成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助手把她送出办公室，并向她解释说，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叫作类鼻疽的疾病，在非洲确实少见，但在东南亚较为普遍，越战期间，美国人率先辨明了这种疾病。

当时，美军直升机飞行员最先出现这种新疾病的症状，它常常是致命的。研究发现，直升机在水稻田上空盘旋时，桨叶把田水搅起来，形成了一种微薄的水雾，一些飞行员吸入了这种水汽。田水含有杆状细菌，能抵抗所有已知的抗生素。当时虽然苏联人自己没有发现，但他们特别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识，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因此知道这个情况。格拉祖诺夫教授订阅了他研究的专业领域的所有西方医学刊物。

图尔金夫人拨打长途电话，哭着告诉丈夫，他们的儿子患上了类鼻疽病，活不长了。图尔金少校写下这种疾病，然后去见上司——克格勃情报站站长库利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态度坚决。

“去跟美国人交涉？你疯了吗？”

“上校同志，如果美国人发现了这种疾病，而且还是在七年前，那么他们可能会有对付的办法。”

“但我们不能请求他们帮忙，”上校强烈反对，“这关系到国家的尊严。”

“这关系到我儿子的生死。”少校喊了起来。

“够了。你走吧。”

图尔金冒着职业生涯被终结的危险去见大使。大使并不是铁石心肠，但也不为所动。

“我们的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交涉很少，而且仅限于国家事务。”他告诉这位年轻的情报官，“顺便问一下，库利耶夫上校知不知道你来我这里？”

“不知道，大使同志。”

“那么，为了你的发展前途，我是不会告诉他的，你也不要向他提起。但我的回答是‘不’。”

“可假如我是政治局委员……”图尔金又说。

“但你不是。你只是一个三十二岁的少校，在肯尼亚任职。我为你儿子感到遗憾，但我无能为力。”

尼古拉·图尔金走下楼梯，他痛苦地回想起，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每天就是靠着从伦敦空运进口的药物活命的。然后他外出喝酒去了。

要进入英国使馆并不容易。站在码头对面的人行道上，泽伊采夫可以看见这座巨大的赭色楼房，甚至还可以看到由柱子支撑着的门廊顶部，下面是雕刻精美的大木门，但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进去的地方。

大楼正面的门窗依然紧闭，波纹状的钢板墙上开了两道大门，供汽车一进一出。这两道大门也是用波纹钢制成，由电机驱动，现在关得死死的。

右边是行人的入口，但设有两道铁栅门。人行道上有两名俄罗斯民警在值守，对步行进去的人实施检查。兔子不想受到民警的盘问。即使过了第一道铁栅门，还有通道和第二道铁栅门。两道铁栅门间设有使馆的警卫岗亭，由英国人雇佣的两名俄罗斯卫兵在站岗执勤。他们负责询问来访者的事由，然后与使馆内部进行确认。许多申请签证的人想通过这道门进入大楼。

泽伊采夫漫无目的地徘徊到了大楼后面，那里有一条小街，可通往签证处的入口。现在是早上七点钟，距离上班还有两个小时，但等待签证的人已经排起了百米长龙。显然，许多人排了通宵的队，如果现在才开始排队，那差不多还要等上两天时间。他漫步回到了大楼前面。这一次，民警盯着他看了好长时间。泽伊采夫害怕了，他拖着脚步走到码头那边，等待使馆开门办公、外交官来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