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 1944年6月3日，星期六（第8/20页）

可当太阳升起，篷车进入小城沙特尔时，大家的心情又阴沉下来。莫德说：“真不敢相信我在干这个。”戴安娜捏着她的手。

弗立克提前做好了计划。“从现在起，我们分成两人一对。”她说。小组划分在精修学校时已经定好。弗立克让戴安娜跟莫德在一组，如果不这样，戴安娜就会大吵大闹。弗立克自己跟鲁比一组，因为她希望遇到问题时有人商量，而鲁比是“寒鸦”里最聪明的。不幸的是，葛丽泰只能跟“果冻”一组。“我还是闹不清为什么我要跟个外国人在一起。”“果冻”说。

“这可不是茶话会，”弗立克生气地说，“你不能跟你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这是一次军事行动，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果冻”收住了口。

“我们还得修改原来编好的说辞，解释为什么要坐火车，”弗立克继续说，“有什么想法？”

葛丽泰说：“我是兰莫少校的妻子，他是在巴黎工作的德国军官，我跟我的法国女仆一道旅行。我原来是去参观兰斯的大教堂。现在，我想，我应该是参观了沙特尔大教堂后，正在往回返。”

“很不错。戴安娜？”

“莫德和我都是秘书，在兰斯的一家电气公司工作。我们到沙特尔是因为……莫德跟她的未婚夫失去了联系，我们以为他会在这儿，但没找到。”

弗立克点头，表示满意。有成千上万的法国妇女寻找失踪的亲人，尤其是年轻男子，他们可能在轰炸中受伤，被盖世太保逮捕，被送往德国的劳教营，或者被抵抗组织所招募。

她说：“我是一个寡妇，丈夫是股票经纪人，1940年被杀害。我到沙特尔来是为了接丧失父母的表妹，带她到兰斯跟我一起住。”

女人当特工的巨大优势之一是她们可以在全国各地到处活动，并不会引起怀疑。相比之下，一个男人若在他工作地点以外的地方被发现，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当成抵抗分子，年轻人尤其让人怀疑。

弗立克对司机说：“‘骑士’，找个安静的地方让我们下车。”在被占领的法国，人们使用所能得到的任何交通方式。即便如此，六个穿着体面的女人从建筑工的篷车后面爬出来，这景象也十分扎眼，容易引起注意。“我们可以自己找到火车站。”

几分钟后他停下车，掉转了方向，然后跳下车来给她们打开车的后门。“寒鸦”们下了车，发现这里是一条铺着鹅卵石的狭窄小巷，两边都是高高的房子。穿过屋顶的缝隙，她们可以看见大教堂的一角。

弗立克再把计划给大家说了一遍：“我们去火车站，到了那儿就买去巴黎的单程车票，搭第一趟列车。每一对都要装作不认识其他人，但我们在火车上要尽量坐得靠近些。我们到了巴黎再会合，你们知道地址。”她们准备去一家便宜旅馆，名叫“礼拜堂旅店”，女店主尽管不是抵抗组织的人，却值得信赖，不会问任何问题。如果她们及时赶到，就可以立即转往兰斯。否则她们就要在旅馆待一宿。弗立克不愿意去巴黎——那里到处都是盖世太保和他们的帮凶——但是要坐火车就必须经过它。

只有弗立克和葛丽泰知道“寒鸦”的真正使命，别人还是以为她们要炸毁铁路隧道。

“戴安娜和莫德先走，快走，快！接着是‘果冻’和葛丽泰，慢一点儿。”她们走开了，看上去有些害怕。“骑士”跟她们握了手，祝愿她们好运，然后开车返回田野，去取剩下的那些箱子。弗立克和鲁比也走出了小巷。

踏上法国小镇的头几步总是感觉很糟。弗立克觉得遇见的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谁，就好像她背后挂了个牌子，写着“这是英国特工，朝她开枪”。但人们从她身边走过，并没觉得她有什么特别，在她与一个宪兵和几名德国军官擦肩而过之后，她的脉搏才开始恢复正常。

她还是觉得很奇怪。她一辈子都品行端正体面，所受教育也告诉她要尊敬警察，视其为友。“我讨厌站在法律的对立面，”她跟鲁比用法语轻声嘀咕了一句，“好像我做了什么缺德事似的。”

鲁比低声笑了两下。“我倒很习惯，”她说，“警察跟我一直是冤家对头。”

弗立克惊讶地想到，礼拜二鲁比还是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谋杀犯，这四天过得太慢了。

她们来到了大教堂，它坐落在山顶上，一看见它，弗立克就感到心头一阵激动。它代表着法国中世纪文化的顶峰，任何教堂都无法与之媲美。现在，一切让她倍感痛惜，要是在和平时代，她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在此流连，慢慢欣赏这座大教堂的。

她们下了山，朝车站走去。车站是一座现代化的石头建筑，颜色跟大教堂相同。她们进了一个用方形的褐色大理石砌成的大厅。售票窗口前面排着长队。这是一个好征兆，说明当地人对火车的正点运行比较乐观。葛丽泰和“果冻”在排着队，但哪儿也没有戴安娜和莫德的影子，她们或许已经上了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