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两江总督（第5/8页）

对两江总督的人选，李鸿章也有自己的看法，说：“湘人习气之重，他人视为棘手，……选州必于湘人，朝廷亦深顾虑。”（李鸿章撰／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此见解极为深刻，李鸿章已经料到非湘军嫡系无法坐镇两江。他虽然也出自曾国藩门下，但由于另立山头创建淮军，早已经被排斥在湘军嫡系圈外。

不过，李鸿章的看法是一回事，清廷的实际决策人慈禧太后的看法则是另外一回事。慈禧太后以秀女身份入宫，起初没有任何学问见识，后来协助咸丰皇帝批阅奏章，阅历才逐渐增多。她利用自己为同治皇帝生母的天时地利，先后在与肃顺和恭亲王奕訢的争权夺利中占尽了上风，便自以为权术手段高明，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岂不知自己的才识根基仍是相当浅薄。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发生争执，慈禧责备奕訢议政尽用汉人，奕訢很不以为然。慈禧太后怒气冲冲地威胁说：“我要革了你。”奕訢毫不相让，说：“太后革得了臣的官职，却革不掉臣的皇子身份。”慈禧太后勃然大怒，亲笔诏书责备奕訢。诏书中错别字连篇，词句多有不通顺之处，令人瞠目结舌。这样一个只擅长玩弄后宫阴谋的女人，当然也没有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人选上的这番远见。她只是一心想要将曾国藩这颗眼中钉调离老巢，令其不能有所作为。既然李鸿章推辞不就，慈禧太后只好另外选人。李鸿章之回避两江总督，就直接造成了他的同科马新贻脱颖而出的大好机会，也为日后刺马案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也收到京信，正式得知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而曾国藩则调任直隶总督。当天，他即提笔给马新贻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畿疆拱卫，非老成硕望不足挽回颓波；江海要冲，非盘错大才不足坐镇雅俗，岂唯皖士重庇福星！欣跃不可言喻。”（《李文忠公全书》）大概意思是说曾国藩老成硕望，马新贻盘错大才，二人分掌直隶和两江，各得其所。以李鸿章肱股重臣的身份，如此吹捧马新贻这样的后起之秀，实在是很令人费解。

不过在信中，李鸿章也表示了担心，认为“侯相恐将乞退，处斯时地，似不可行，容专缄劝驾”，意思是担心曾国藩恐怕不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赴任直隶总督，很可能会退休。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他也认为朝廷调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有贬斥之意，是典型的明升暗降的伎俩。

就在同一天，李鸿章也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大力强调直隶总督位置的重要性——“欲借老成重望拱卫神京，即备就近顾问，亲政赞襄之”，显然有宽慰曾国藩的意思。但在信末却话锋一转，说：“谷山（马新贻的字）素极谦谨，一切必守萧规。但威望过轻，长江从此多故矣。”一句“威望过轻”，一句“从此多故”，似乎已经预料到了马新贻日后的悲剧结局。

显然，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才能代表他对马新贻的真实看法，他为什么又要玩弄两面三刀的权术，在给马新贻的信中肉麻地吹捧对方呢？这要从后来李鸿章请求马新贻助淮军军饷的事情中去寻找答案。实际上，在曾国藩与马新贻的两江总督之争中，李鸿章始终是一个坐山观虎斗的旁观者。这是后话。

那么，这个令慈禧、李鸿章等另眼相看的马新贻，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山东菏泽人，为回教徒。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进士，跟李鸿章、郭嵩焘同榜。二十六岁的马新贻中进士后步入仕途，没有点翰林，也不曾补京官，榜下即用，分发到安徽当知县，从此一直在安徽做官，历任安徽建平、合肥等县知县，庐州府知府，以勤明称。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在安徽境内与太平军作战，因战功累迁安徽藩司（布政使）。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跟随曾国藩组建湘军起家，号称曾国藩的第一高参。曾国藩也将自己的第四女许配给郭嵩焘之子郭刚基，又帮助郭嵩焘进京入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光绪三年（1877）起，郭嵩焘出任清朝驻英法公使，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抵达伦敦后，郭嵩焘应邀访问伦敦附近的电力厂，并参观了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电话。欧洲之旅对郭嵩焘影响很大，他开始不遗余力地向清朝廷介绍外国先进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由此引来朝中保守派的仇视，次年便被召回国。郭嵩焘将途中见闻写成《使西纪程》，希望对清朝能有所借鉴，结果再次受到猛烈攻击，被诬蔑为“勾结洋人”，从此闲居，再未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