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二〇〇〇年五月八日

伊斯凡路

“谁？”门内传来一声轻喊，声音细小而恐惧。哈利透过磨砂玻璃可以看见她的身形轮廓。

“我是哈利·霍勒，我们刚刚通过电话。”

门打开一道缝隙。

“抱歉，我……”

“没关系。”

辛娜·尤尔敞开大门，让哈利走进门。

“尤尔出去了。”她露出抱歉的微笑。

“我知道，你在电话里说过，”哈利说，“其实我是想跟你请教几个问题。”

“我？”

“可以吗，尤尔太太？”

尤尔太太领着哈利进来。她的铅灰色头发十分浓密，挽成个髻，再用一枚老式发夹固定。她浑圆的身体左右轻摆，令人联想到柔软的拥抱和美味的食物。

比勒抬起头，看着他们走进客厅。

“你先生一个人出去散步？”哈利问。

“对，咖啡馆不让狗进去。”辛娜说，“请坐。”

“咖啡馆？”

“他最近的习惯，”她微微一笑，“去咖啡馆读论文。他说不坐在家里，脑筋转得比较快。”

“也许有点道理。”

“绝对有道理，而且还能做做白日梦吧。”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白日梦？”

“这个嘛，我不知道。也许可以想象回到青春年华，在巴黎或维也纳的路边咖啡馆喝咖啡。”她脸上又掠过抱歉的微笑，“不说这个。要不要喝点咖啡？”

“好，谢谢。”

辛娜走进厨房。哈利细看墙上的装饰，见壁炉上挂着一幅年轻男子的肖像，身穿黑色披风。哈利之前来尤尔家，并未注意到那幅肖像。披风男子的站姿稍嫌夸张，眼睛遥望画家身后远处的地平线。哈利走到肖像前，见画上嵌着一块铜制铭牌，写着：奥布雷嘉·康涅里·尤尔，一八八五-一九六九，医学顾问。

“那是尤尔的父亲。”辛娜说，端着一托盘的咖啡用具回到客厅。

“原来如此。你们有好多肖像。”

“对啊，”她放下托盘，“那幅肖像旁边是尤尔的外祖父方纳·舒曼医生，他是伍立弗医院在一八八五年创立时的创办人之一。”

“这位呢？”

“尤纳斯·舒曼，国立医院的顾问。”

“那你的亲戚呢？”

辛娜困惑地看着哈利，“什么意思？”

“你的亲戚在哪里？”

“他们……在别的地方。要加奶油吗？”

“不用，谢谢。”

哈利坐了下来。“我想问你一些二战的事。”他说。

“不会吧。”辛娜冲口而出。

“对不起，不过这件事很重要，可以请教你吗？”

“我听听看吧。”她说着替自己斟上咖啡。

“二战时你是护士……”

“对，在东线，我是叛国贼。”

哈利抬起双眼，辛娜冷静地看着他。

“我们这些叛国贼大概有四百人，战后全被判刑。虽然国际红十字会曾经向挪威当局恳求终止所有刑事诉讼，我们还是被判了刑。挪威红十字会一直到一九九〇年才道歉。尤尔的父亲，就是照片里的那位，动用关系替我减刑……一部分原因是我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帮助过两个抵抗军男性成员，而且我从来没加入过国家集会党。你还想知道什么？”

哈利凝视自己的咖啡杯，突然想到奥斯陆有些较高级的住宅区竟如此安静。

“我想问的不是你的过去，尤尔太太。你还记得前线有一个挪威士兵叫盖布兰·约翰森吗？”

辛娜往后缩了缩。哈利知道他问对了人。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辛娜面容紧绷。

“你丈夫没跟你说过吗？”

“尤尔什么事都不会跟我说。”

“原来如此。我正在查几个去过森汉姆并且上过前线的挪威军人。”

“森汉姆，”她轻声复述，“丹尼尔去过那里。”

“对，我知道你跟丹尼尔·盖德松订过婚，辛德·樊科跟我说过。”

“那是谁？”

“一个前线老兵，你丈夫认识的抵抗军成员。辛德建议我找你问有关盖布兰的事。辛德中途叛逃，所以不知道盖布兰后来怎样了。不过另一个名叫爱德华·莫斯肯的老兵跟我说，一枚手榴弹在战壕里爆炸，爆炸后的事他就不清楚了，但如果盖布兰活了下来，应该会被送到战地医院。”

辛娜的嘴唇在颤抖，比勒缓步走来，她把手指埋入比勒的刚硬厚毛中。

“我记得盖布兰，”她说，“丹尼尔从森汉姆写来的信和我在战地医院收到他写来的纸条上，有时会提到盖布兰。他们两个人很不一样。我想，盖布兰像他弟弟似的。”她微微一笑，“丹尼尔身边的男人大都会表现得像他弟弟。”

“你知道盖布兰后来怎么样了吗？”

“就像你说的，他后来被送到战地医院。那时我们的战区开始被苏联军队攻陷，我军展开全面大撤退，医院在前线得不到医药补给，因为所有道路都被四面八方拥来的撤退车辆堵住了。盖布兰伤得很严重，尤其是他膝盖上方的大腿部位卡了一枚弹壳碎片。他的脚长满坏疽，面临截肢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再苦等永远送不到的医药补给，把他抬上车，让他跟随撤退车辆往西边去。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卡车后车厢，他满脸胡须，身上盖着毯子。卡车轮胎陷入有半个车轮高的春泥里，他们花了一小时才绕过第一个弯道开上公路。”